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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美国法院的这种作法不仅十分有利于公共秩序，而且十分有利于自由。
假如法官只能从正面攻击立法者，他就有时不敢这样做；而在另一些时候，党派精神又在天天驱使他敢于如此。结果，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软弱时，法律就要受到攻击；在这个机关强大时，人们便会不敢吭声，老老实实服从法律。也就是说，当人们感到尊重法律对自己最有好处时，法律最常遭到攻击；而当法律容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压迫时，法律反而会受到尊重。
但是，美国的法官是不由自主地被拉上政治舞台的。他们所以要审理法律，是因为有要审理的案件，而他们又不能拒不审理。需由他们定案的政治问题，都与当事人的利益有关，只要他们不否认正义，他们就不能拒不审理。他们履行法官职业的严肃职责，就是在尽公民的义务。不错，在这种制度下，法院对立法机构进行的司法弹劾，是不能毫无差别地扩及所有法律的，因为有些法律决不会引起那种称之为诉讼的针锋相对的争端。即使有可能出现这种争端，仍然可以预料没有人愿意把它送交法院解决。
美国人也经常感到这种办法的不便，但他们甘愿修修补补，不作彻底修正，唯恐修正之后会在各种案件上产生危险的后果。授予美国法院的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的权力，也是人们迄今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
授予美国法官的其他权力在美国，所有公民均有权向普通法院控告公职人员——他们怎样行使这项权利——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宪法的第七十五条——美国人和英国人无法理解这一条的意义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谈一谈在象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所有公民均有权向普通法院的法官控告公职人员，和所有法官均有权判处公职人员的问题，因为人们以为在自由国家这是自然的。
在行政官员犯法时责成法院惩治他们，并非是授予法院以特权，而是法院行使其禁止犯法的当然权利。
在我看来，美国让全体公职人员对法院负责，并未削弱政府的权限。
相反，我觉得美国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政府应当享有的尊重得到加强，而政府也更加注意工作，以免遭到批评。
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的政治诉讼案件象美国那样少，而且我也不难说明其原因。不管案件的性质如何，诉讼总是一件困难和费钱的事。在报章杂志上指责一个普通人很容易，但要把他拉到法庭去受审，就不能不有重大的理由。因此，要依法对一个官员起诉，就得有控诉他的正当理由。如果官员们害怕被控告，那他们就决不要向人们提供这样的理由。
这种情况并非决定于美国人所采用的共和制度，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可以每天发生于英国。
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认为把国家的主要官员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他们的独立就有了保证。他们认为要想确保自由，与其依靠他们从未求助过的或很晚才能提出的大诉讼程序，不如依靠普通老百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的小诉讼程序。
在很难抓住在逃罪犯的中世纪，法官逮捕几个罪犯之后，往往要对这些落网的人处以可怕的酷刑，但这并未减少犯罪案件的数目。人们以后发现，审判越是正确和温和，就越是有效。
美国人和英国人主张，应把虐待和专横都视为盗窃，所以他们简化了审讯程序和减轻了刑罚。
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公布了一部宪法，其第七十五条写道：部长级以下的政府官员因职务关系而犯罪时，只有根据行政法院的决定才得被捕。这时，可向普通法院起诉。
”
第八年宪法已经废除了，但这一条并没有废除，至今仍被保留，而且每天都在遭到公民的公正抗议。
我曾多次向美国人和英国人解释，试图叫他们理解这第七十五条的意义，但我很难做到这一点。
他们原来以为，法国的行政法院（Le Conseild’Etat）原来是王国中央常设的一个大法院；而首先要把所有的原告都推到那里去，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暴政。
但是，当我一再解释，告诉他们行政法院不是一般所说的司法机构，而是其成员直接隶属于国王的行政机构，因而国王钦命他的一个叫做省长的臣仆违法之后，可以钦命另一个叫做行政法院法官的臣仆去使前者免受惩处的时候；当我向他们说明因君主的命而受到损害的公民只能向君主本人要求损失赔偿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相信天下会有如此荒谬的事情，指责我胡说和无知。
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君主政体时代，往往是由最高法院下令逮捕犯罪的公职人员。有时王权进行干涉，使诉讼无效。于是，专制政体暴露出它的真面目，而人们只是在压力之下才屈服于它。
可见，我们又后退到我们祖先所处的状态，因为今天的法国，依靠暴力而强加于人的事情，在司法权的掩盖下得到了合法的名义。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七章 美国的政治审判
作者对政治审判的看法——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人们是怎样理解政治审判的——在美国，政治法官只审理公职人员——在他的判决中，撤职多于刑罚——政治审判是政府常用的手段——见于美国的政治审判虽然是温和的，但也许正是由于温和，它才是多数掌握的最强大武器依我看，政治审判就是暂时被授以审判权的政治团体进行的判决。
在专制政府统治下，另给审判规定专门的程序是没有用的，因为起诉人是以君主的名义控诉被告的，而君主是法院和全国的主人，他认为除了自己拥有的权力以外，再也不需要寻找其他保障。他觉得唯一可怕的，倒是人民要坚持司法制度的表面手续，和由于主张按手续办事而有损于他的权威。
但在多数表决对法院的影响从来没有象君主专断对法院的影响那样大的大部分自由国家，司法权往往是由社会的代表本身在任期内行使。有人认为，把这些权力暂时合并在一起，总比破坏国家统一的必要原则为好。
英国、法国和美国，均在各自的法律中规定有政治审判。考察一下这三个大国对于政治审判的不同运用，倒是很有意思的。在英国和法国，由贵族院（上院）组织国家的最高刑事法庭。这个法庭通常并不审理一切政治罪行，但它也可以这样做。
与贵族院并列而享有起诉权的政治机构，是众议院（下院）。两国在这方面存在的唯一差别是：在英国，下院可向上院控诉任何它要控诉的人；而在法国，众议院只能向贵族院控诉国王的大臣。
此外，两国的贵族院都可按本国的规定依照刑法打击犯罪分子。
在美国，也和欧洲一样，这两个司法机构有一个享有上诉权，而另一个则享有判决权。即众议院控告罪犯，参议院判处罪犯。
但是，参议院只能查封众议院追诉的财物；而众议院只能向参议院控告公职人员。因此，美国参议院的权限不如法国贵族院的权限，而美国众议院的起诉权则大于法国众议院的权限。
但是，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在欧洲，政治法院可以应用刑法的一切条款；而在美国，当政治法院剥夺犯人原来担任的公职和宣布他将来不得担当任何公职以后，就算完成它的任务，而下一步的处理则是普通法院的职责。
假如美国总统犯了叛国大罪。
这时，先由众议院弹劾总统，接着由参议院宣布罢免他的职务。然后，他才到陪审团出庭受审，只有陪审团可以剥夺他的自由或生命。
这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真实写照。
欧洲人在依法进行政治审判时，都是审理重大的刑事罪犯，而不管罪犯是什么出身、什么等级和在国内担任什么职务。为了进行这种审判，就要临时组织一个大的政治审判团，授予它以法院的一切特权。
这时，由立法机构的成员担任司法的法官。他们可以认定罪行，选择适用的法律条款，对犯人进行处罚。在他们行使法官的职权时，法律也为他们规定了一切必须履行的义务，要求他们遵守全部司法程序。
法国的或英国的政治法院审理一个犯罪的官员并对他治罪时，要依法免去他的职务，甚至可以宣布他将来不得担当任何公职。但在这时，政治上的免官和停职只是判决的附带结果，而不是对职务本身的判决。
因此，在欧洲，政治审判与其说是行政措施，不如说是司法行为。
美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不难看出，美国的政治审判与其说是司法行为，不如说是行政措施。
不错，从形式上来看，参议院的决定是司法性的，因为要使参议院作出判决，众议院必须履行司法手续和遵守诉讼程序。从判决的理由来看，参议院的判决也是司法性的，因为一般说来，参议院必须以普通法上规定的罪行做为它判决的根据。但是，从判决所处分的现象来看，参议院的判决是行政性的。
如果说美国立法当局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将司法大权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武起来使用，那么这个政治机构就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只限于对付公职人员，因为国家的最危险敌人可能并不担任任何公职。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种国家的政党的最大利益是掌权，而且往往是势力越大越非法夺权。
既然美国立法当局为了防止犯罪而使社会本身拥有以法官的身分去惩治重大罪行的权限，那么政治法院的措施也要以刑法典的一切规定为依据。但是，这只给了政治法院以一个不完备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还不能打击最危险的犯罪行为，因为行政撤职处分对于那些企图推翻法律本身的人来说，作用并不大。
因此，美国政治审判的主要目的，是撤消滥用权限的官员的权力和不让这个公民以后再取得这种权力。正如人们所见到的，这是一种具有司法判决形式的行政措施。
因此，美国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种混合制度。他们的政治审判只做行政撤职处分，而无权进行严厉的惩处。
这项规定贯彻于整个政治审判制度。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及其各州的宪法规定文职官员受参议院的司法管辖，而把可能犯有令人可怕的大罪的军人排除在外。在文职方面，可以说美国没有能被撤职的官员，因为一些官员是终身制，而另些官员在他们当选后的任期内不能罢免。要想剥夺他们的权力，就得由法院审处。但是，军人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而国家元首本人也是文职官员。如果判国家元首有罪，就等于打击全体文武官员。
假如比较一下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将会在它们各自产生的效果方面看到相当明显的差异。
在法国和英国，人们把政治审判视为一种非常的武器，只有在拯救社会免遭重大灾难时才应用。
不可否认，欧洲实行的这种政治审判违反了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