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共有十三个最高法院，它们绝大部分有权解释法律，而且不准上诉。另外，一些称为“国中国”（pays d’Etat）的省份，在负责代表国家的最高当局制定税法时，有权拒绝同最高当局合作。
而在美国，正象只有一个立法机构可以立法一样，只有一个法院可以解释法律。因此，在这两个主要点上，美国比旧法兰西王国还要集权，但美国只是联合了数个共和国——州的集合体。
在西班牙，某些省份有权制定本省的税法，而这项权力按其本质来说是属于国家的。
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调整各州之间的商业关系。因此，在这一点上，联邦政府比西班牙王国还要集权。
不错，在法国和西班牙，王权总是能在必要的时候凭借武力做到根据王国宪法它无权去做的事情。虽然从结果上来说是一样的，但我在这里讲的是理论。
联邦权知道联邦政府的明确活动范围之后，就该研究一下它是如何活动的。
立法权立法机构分为两支——两院的建立方式不同——州独立的原则在建立参议院方面获胜——国家主权学说在组建众议院方面占上风——宪法只在国家初建时合乎逻辑，由此产生的独特效果在组建联邦的权力机关时，许多方面都遵循了各州宪法早已定下的制度。
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构成。
调和的精神，使这两个议院得以按照不同的原则组成。
我已在前面指出，在起草联邦宪法时，曾面对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这两种利益产生了两种意见。
一些人想把联邦建成一个各州保持独立的联盟，或一种召集各州代表在一起讨论与共同利益有关的某些问题的大会。
另一些人想把美洲各殖民地的全体居民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给他们建立一个即使权力范围有限、但能在这个范围内作为国家的唯一单独代表而活动的政府。这两种理论的实践结果，将是不大相同的。
比如说，如果所建立的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全国政府，则法律的制定将决定于州的多数票，而不决定于联邦人民的多数票，因为每个州不论大小，那时都将保留自己的独立政权的特点，并以完全平等的资格参加联邦。
而如果把全体美国居民组成单一的国家，则法律的制定当然只决定于公民的多数票。
可以想见，一些较小的州如同意实行这种主张，就得在涉及联邦主权时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存在，由同联邦完全平等的政权变为一个大国的微不足道部分。前一种办法会把它们交给一个不合理政权，而后一种办法又会把它们吞掉。
在这两种局面下，即当利害与理论发生对立时，理论总是服从现实。最后，立法者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将理论上不可调和的两种制度强行调和起来。
州独立的原则在组建参议院方面取胜，而国家主权学说则在组建众议院方面占上风。
每个州都向国会选派两名参议员，而众议院的议员人数则按人口比例规定。
根据这样的规定，现在纽约州有40名众议员，但只有两名参议员；而特拉华州有两名参议员，但只有一名众议员。因此，特拉华州与纽约州在参议院平等；而在众议院，纽约州的影响是特拉华州的40倍。因此，如控制参议院的多数票，就会使众议院的多数票无能为力，而这是与立宪政府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这一切清晰地表现，要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合乎逻辑地和合理地将立法工作的各个部分连结起来是多么复杂和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同一个国家里，总会产生不同的利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权利。当它后来要制定宪法的时候，这些利益和权利就会互相对立，成为任何一项政治原则达到其一切效果的自然障碍。因此，只有在社会的初建时期，法律才能完全合乎逻辑。当你看到一个国家享有这种好处时，请你不要忙于下结论，说它是明智的，而应当想到它还年轻。
在联邦宪法制定后的一段时期，英裔美国人之间仍存在着相互截然对立的两种利益：各州的独自利益和联邦的全国利益。必须使这两种利益调和。
但是应当承认，联邦宪法的这一部分至今并未产生人们最初曾经担心的不良后果。
各州都还很年轻，彼此关系密切，有同样的民情、观念和需要。因大小或强弱造成的差距，还不足以使它们的利益过于悬殊。因此，从未见过几个小州在参议院联合起来反对大州的提案。而且，表达全国意志的法律条文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以致面对众议院的多数表决，参议院亦无力反驳。
此外，也不要忘记，美国的立法机构只代表人民立法，而没有将人民组成一个单一国家的任务。联邦宪法的当初目的，并不是取消各州的独立存在，而只是缩小这种存在的范围。因此，立法机构在向第二级政权下放一项实权（而且不能再收回来）时，事先就放弃了强制它们服从多数表决的意志的习惯作法。有了这项规定，各州的影响力之进入联邦政府机器，就没有什么反常的了。这只是确认既成事实，即对已被承认的权力只能扶持，而不能压制。
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其他差别参议员由州立法机关提名选举——众议员由人民提名选出——对参议院实行二级复选——对众议员实行一次选举——两种议员的不同任期——职权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不同，不仅表现在代表制度的原则方面，而且表现在选举方式、议员任期和职权差异方面。
众议院由人民提名选出，参议院由各州的立法机构提名选出。
一个是直接选举的结果，另一个经两个阶段选举产生。
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而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
众议院只有立法权，它所分享的司法权只限于对公职人员的弹劾。参议院协助立法工作，审理众议院向它起诉的政治罪案件。它同时也是全国的最高执行机构，总统缔结的条约经它批准才能生效。总统提出的法案和所作的任命，须经这个院的同意才能最后生效。
行政权总统的依靠——总统的选举和责任——总统在其职权范围内的自由——参议院只监察总统，而不指导总统——总统的薪俸在就职时规定——搁置否决权美国的立法者当时面临的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就是要创设一种既依靠多数、又有足够的力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自由行事的行政权。
为维护共和制度，要求行政权的代表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
总统是经选举产生的最高行政官。他的荣誉，他的财产，他的自由，他的生命，不断地要求他以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报答人民。而且他在行使这项权力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参议院既在监督他与外国的关系，又在监督他如何用人，所以他既不能自行腐化，又不能被人腐化。
联邦的立法者们看到，如果赋予行政权的稳定性和力量不大于各州所给予它的稳定性和力量，行政权便不能严肃而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总统任期四年，连选时可以连任。为了将来能够连任，他会热心为公共福利工作和设法使其实现。
宪法规定总统是联邦行政权的唯一无二代表，并防止他的意志从属于一个委员会的意志，因为这是一种既会削弱政府行动，又会降低执政者责任的危险做法。参议院有权使总统的某些法令无效，但不能强迫总统采取行动和与总统分享行政权。
立法机构对行政权采取的行动可能是直接的，但我们方才已经说过，美国人总是设法不这样做。这种行动也可能是间接的。
比如说，两院有权取消公职人员的薪俸，以此剥夺他们的一部分独立；而两院作为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又在使公职人员经常担心两院会逐渐将总统依照宪法授予他们的那部分权力拿走。
行政权的这种受制性，是共和制度固有的缺欠之一。美国人一直未能破坏立法机构想要控制政府的趋势，但他们却使这种趋势变得不那样不可抗拒。
总统的薪俸在任职之初即被规定下来，而且是对他的整个任职期规定的。此外，总统还有搁置否决权作为他的武器，这种否决权可以使他不让那些可能损害宪法授予他的独立性的法律获得通过。但这也只能在总统与立法机构之间出现不平等的斗争，因为立法机构如要坚持它的方案，总可以战胜总统的抵抗，但搁置否决权至少可以迫使立法机构重新考虑它的提案，而且在重新审议议案时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此外，搁置否决权也是向人民提出的一项呼吁。
这样，使没有这项保障就可能暗中受到压迫的行政权可以提出申辩，让人民听取它的理由。但是，如果立法机构仍然坚持它的提案，它总能战胜对它的抵制吗？对此，我的回答是：任何国家的宪法，不管它的性质如何，都要求立法者必须依靠公民的良知和德行。这一点，在共和国比较容易实行和被人看到，而在君主国则比较难于实行，并且总是被精心掩盖起来。但是，这一点一定只是存在于某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
美国总统的地位在哪些地方与法国的立宪国王不同在美国，行政权象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的和例外的——在法国，行政权象国家主权一样，可以扩及一切事务——国王是立法者之一——总统只是法律的执行者——两种权力的任期产生的其他差异——总统被束缚在行政权的范围内——国王在这方面是自由的——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法国更近似共和国，而美国更近似君主国——比较两国依附于行政权的官员人数行政权对国家命运所起的作用甚大，所以我必须先在这里详细讨论一下它在美国占有什么地位。为了对美国总统的地位有个清晰明确的概念，最好拿美国总统的地位同欧洲的一个立宪君主国国王的地位作一比较。
在进行这种对比时，我不太重视权力的外在标志，因为这种标志容易转移研究者的视线，对研究者很少有引导作用。
当一个君主国逐渐变为共和国的时候，王权虽已实际上消失了很久，但行政权仍使国王保留着头衔、荣誉、甚至财富。英国人斩了一位国王的首级，把另一位国王从宝座上撵走以后，依然习惯于跪着对这些君主的继承人谈话。
另一方面，当一些共和国落到一个独夫控制之下时，这个独裁者却能依然生活简朴，不尚虚荣，作风谦逊，好象自己并未处于万人之上。当皇帝们大权在握，对其同胞的财产和生存进行专横统治时，人民在谈话中称他们为凯撒，而他们本人却又能屈尊到朋友家里作客。
因此，应当揭开面纱，深入到内部。
在美国，主权由联邦和各州分享；而在法国，主权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我认为，美国总统与法国国王的最大、最主要不同即由此而来。
在美国，行政权象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