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行政权象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的和例外的；而在法国，行政权象国家主权一样，可以扩及一切事务。
美国人有一个联邦政府，而法国人则有一个全国政府。
这就是由此自然产生的美国总统地位不如法国国王地位的第一个原因，但还不是唯一原因。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两者所代表的主权内涵不同。确切地说，可以把主权定义为制定法律的权限。
在法国，国王实际上是主权的化身，因为法律不经他批准就不能生效。同时，他也是法律的执行者。
美国总统虽然也是法律的执行者，但他并不实际参加立法工作，因为他不同意并不妨碍法律的存在。因此，他决不是主权的化身，而只是主权的代理人。
在法国，国王不仅是主权的化身，而且也参加立法机构，从其中得到一份权力。他参加国会的一个议院的议员提名，并能以自己的意志终止另一个议院议员的任期。美国总统不参加立法机构的组建工作，也不能解散立法机构。
国王与国会分享法律的提案权。
总统却没有这样的提案权。
国王在国会的两院中各有其一定人数的代表，这些代表在国会中解释他的观点，支持他的意见，使他的施政纲领获胜。
总统不能成为国会的议员，他的阁僚也同他一样，均被排除在国会之外。他只能通过间接的办法使自己的影响和意见进入国会这个大衙门。
因此，法国的国王与立法机构处于平等地位，立法机构没有国王不能活动，而国王离开立法机构也不能活动。
而总统就象一个低级的和从属的权力，被置于立法机构之外。
在所说的行政权上，总统的地位似乎与法国国王的地位很接近。但即使在行使这项权力的时候，总统也由于地位低下等重要原因而屈辱。
首先，法国国王的权力在任期上就优越于美国总统的权力。要知道，任期是权力的一项重要因素。人们只对行将长期存在的东西表示爱戴和敬畏。
美国总统是一个选任四年的行政官，而法国国王则是一个世袭的君主。
美国总统在行使行政权时，自始至终受到一种忌妒性的监督。他可以缔结但不能批准条约，他可以提名但不能直接任命官员。
法国国王在行政权方面是绝对主人。
美国总统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法国法律规定国王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
当然，不管是法国国王，还是美国总统，都要受到作为一种指导力量的舆论的影响。这个力量在法国不如在美国那样明显，未全被人公认，没有正式写在法律里面，但这种力量确实在法国发生着作用。这种力量，在美国通过选举和法院判决发生作用，在法国通过革命发生作用。尽管两国的宪法不同，但有一点在两国是相同的，即舆论实际上都是具有统治作用的力量。因此，说到底，法律的原动力在两国都是一样的，尽管这个原动力在两国的发展有过于自由和不够自由之别，而发展的结果又总是有所不同。从本性来说，这个原动力实质上是共和主义的。所以我认为，拥有国王的法国之近似共和国，甚于拥有总统的美国之近似君主国。
在以上的叙述中，我只是着重指出了主要的不同点。如果我要深入到细节，则对比的结果还会更加惊人。但是，这已经说得过长了，而我本来还想往短说的。
我已经指出，美国总统的权力只限于在其拥有的那部分主权内行使，而法国国王的权力则在全部主权的范围内行使。
我可以证明，尽管法国国王的统治权已经大得惊人，并通过无数渠道深入到管理私人利益，但他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又超过了其自然极限。
除了国王统治权的这个影响之外，我还能指出任用大批公职人员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公职人员，几乎都是代替国王行使行政权的。现在，法国公职人员的总数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高达138000人，应把其中的每个人都视为权力的分子。美国总统没有任用公职人员的专权，而且任用的人数没有超过12000人。
可使行政权影响增强的偶然原因美国享有的对外安全——观望政策——为数六千人的军队——仅有几只军舰——总统虽拥有大权，但无行使机会——有行使机会时，总统也很软弱如果说美国的行政权不如法国的强大，则它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法律，不如说在于环境。
一个国家行使行政权的技巧和力量的机会，主要在它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
如果美国的生存不断受到威胁，如果它的重大利益每天都同其他大国的利益交织，则行政权的威望将随着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作为而增高。
不错，美国总统是军队的统帅，但这只军队只有六千名士兵。他也指挥舰队，但这支舰队只有几艘军舰。他主管联邦与外国的往来事务，但美国没有邻国。它与世界的其余大洲隔着汪洋大海，独霸海洋的欲望还不太强。它没有敌人，它的利益只是偶而同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
美国总统掌握的大权几乎近于王权，但没有应用的机会。他拥有的权限，至今也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行使。法律容许他强大，但环境使他软弱无力。
法国的情况与此不同，法国王权的巨大力量，来自环境的多于来自法律的。
在法国，行政权不断与巨大的障碍进行斗争，并有强大的手段去克服这些障碍。它用不着修改宪法，就能因它所处理的事务的广泛性和它所主管的事件的重要性，而增加自己的力量。
假如法律使它也象在美国那样软弱无力和限制重重，它的影响不久也会因环境而大大加强。
美国总统为了领导国务工作何以不需要在两院取得多数一个立宪君主的意见如遭作为立法机构的两院的反对，他就不能进行统治，这在欧洲已成定论。
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有好几位总统曾在立法机构失去多数，但并未被迫放弃权力，也未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我听到有人引用这个事实来证明美国行政权是独立的和有力量的。但是，只要深思片刻，我们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这个事实只能证明美国的行政权是软弱无力的。
欧洲的一位国王，需要得到立法机构的支持来实现宪法赋予他的广大无边的任务。欧洲的立宪君主不单纯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还要设法使法律的执行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志，而如果法律有反对他们之处，他们可以使法律失效。国王需要国会制定法律，而国会则需要国王执行法律。这两个权力机关彼此缺了对方都不能生存，一旦双方失和，政府的车轮就要停止转动。
在美国，总统无权阻止法律的制定，他也不能回避执行法律的义务。他的诚挚热心的合作，对于政府工作的推行无疑是有用的，但也并非绝不可少。他的一切重要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立法机构的控制；而在他能够完全摆脱立法机构的控制时，他也几乎做不成什么。因此，使他能够同立法机构作对的，只是他的软弱，而非他的力量。
在欧洲，国王与国会必须和睦相处，因为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可能是严重的；而在美国，这种和睦并非绝不可少，因为不可能发生斗争。
总统的选举总统选举制度的危险随行政大权扩大而增加——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接受这制度，是因为他们可以不需要强大的行政权——环境为什么有利于建立选举制度——总统的改选何以不会改变政府的原则——总统的改选对下属官员仕途的影响一个大国采用选举行政权首脑的制度，其危险已为经验和历史学家所充分证明。
因此，我想就美国谈一谈这种危险。
人们所担心的选举制度产生的危险，因行政权所占的地位及其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以及选举方式和国家的当时环境而有大有小。
人们无理由地谴责国家首脑选举制度的论据，是说这种制度对于野心家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诱惑力，十分强烈地激发野心家去争权夺利，以致合法的手段往往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当权力行将离开他们时，他们就要诉诸武力。
显而易见，行政权越大，诱惑力也就越大；觊觎者的野心越强烈，就越有二流的野心家来支持他，因为这群二流野心家希望在他们的候选人获胜后分享权力。
因此，选举制度的危险将随行政权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加强而正比例地增加。
波兰的历次革命不仅应当归因于一般选举制度，而且应当归因于当选的官员成了一个大君主国的首脑。
可见，在讨论选举制度的绝对好处之前，总有一个先决问题需要解决，即了解一下打算采用选举制度的国家的地理位置、法律、习惯、国情和民意是否允许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软弱而又受制约的行政权，因为在我看来，既想让国家的代表人拥有强大的权力，又想由选举产生这个代表人，这是在表达两种互相对立的意愿。据我所知，要使世袭的王权过渡到民选政体，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那就是先限制王权的活动范围，再逐渐取消它的特权，然后使人民一步一步地习惯于没有王权的帮助也能过活。但是，欧洲的共和主义者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憎恨暴政，只是因为他们受到暴政的欺凌。行政权的广大并未使他们受到损害，他们只攻击暴政的起因，而没有察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紧密关系。
至今还没有见到一个人甘愿冒着荣誉和生命的风险去争当美国总统，因为总统的职位是暂时的，且受限制和制约。赌场上必须有大注，绝望的赌徒才能孤注一掷。至今还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激起人民的热烈同情和过激情感去支持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当上政府首脑后，只能使他的朋友们分享到很少一点权力、财富和荣誉，而且他在国内的影响很小，不足以在他当权时左右本派人的事业成败。
世袭君主政体有一个巨大好处：一个家族的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永远密切相关，所以一时一刻也不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我不谈这种君主国的事务主持得是不是好于共和国，但是不管好坏，它总有一个人在尽力主持。
而在选举首脑的国家，一临近选举，甚至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政府的车轮就仿佛自行停止转动了。不错，可以制定适当的法律，使选举加速进行和立即进行完毕，即不让行政权出现空位；但是，即使如此预防，人们也不会理解立法者之苦心，而仍认为行政权处于空位。
一临近选举，行政权的首脑只考虑行将开始的斗争。他不再前进，他不会提出任何新的企划，而只会懒洋洋地处理那些也许将由另一个人来结束的工作。杰斐逊总统于1809年1月21日（选举前六个星期）写道：“现在，我已如此接近我的退职期限，以致我可以不再参加实际工作，而只提出我的建议。我觉得，让我的后任主动采取他将实行和要负责的措施，是正当的。”
〔这段话出自杰斐逊致詹姆斯门罗的一封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