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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自杰斐逊致詹姆斯门罗的一封信，见《杰斐逊文集》第9卷第243页，纽约，1898年〕而在全国，人们的目光都集中于一点：瞪眼看着行将开始的分娩的阵痛。
如果行政权管理国务的范围越大，它的经常活动越多和越有必要，则由此产生的危险也越严重。在一个已经习惯于受行政权统治或往好处说是治理的国家，选举必然造成一次激烈的震动。
在美国，行政权的行使可以慢慢腾腾而不受谴责，因为这种行为本来就是软弱无力和受到重重限制的。
当政府首脑是由选举产生时，几乎总要在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面出现一段不稳定时期。这就是此种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
而且，这一弊端的严重程度，并跟授予当选首脑的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在古罗马，尽管执政官每年一换，但政府的工作原则始终不变，因为元老院掌握着指导权，而且元老院是世袭机构。在欧洲的大多数君主国，如果国王是选举的，则在每次进行新选举时，王国都要改变面貌。
在美国，总统虽对国务有相当大的影响，但他并不主持国务，压倒一切的权力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的议员之手。因此，能够改变政治准则的是全国人民，而不是总统个人。结果，选举行政权首脑的制度，在美国也就没有对政府的稳定性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但是，缺乏稳定性毕竟是选举制度的一个固有缺欠，以致在总统的本来就已够小的活动范围内，这个缺欠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美国人想得很对，行政权的首脑为了履行职务和承担全副责任的重担，应有充分的自由去亲自挑选下属和随意撤免他们，而立法机构主要应当监督而不是指导总统，但由此产生的结果却是：一进行新的选举，全体联邦官员的命运就好象处于悬而不决之中。
在欧洲的立宪君主国，人们抱怨行政机关的小小职员的命运经常决定于大臣们的命运。在选举政府首脑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其原因很简单：在立宪君主国，接任的大臣很快就能上任，而行政权的主要代表并未改变，改革活动亦有一定范围。因此，这种国家的行政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末节方面，而不表现在原则方面。在这里，不是用一种制度去骤然代替另一种制度，因而不致引起一场革命。而在美国，却是每隔四年依法进行这样的革命。
至于说这种立法自然会给个人造成的不幸，我们应当承认官员命运的不固定性在美国还未产生在别处出现的灾难。
在美国，寻找自食其力的生活出路容易得象丢掉官职一样。虽然丢官后有时会过不上舒适生活，但决不会由此失去谋生之道。
我在本节开头说过，以选举方式产生行政权首脑的危险的大小，因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所处的环境而有不同。
尽管行政权的范围受到限制，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够强大，但它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却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非由一个人经手，谈判就无法开始和顺利进行。
一个国家的形势越是不定和艰难，它便越是需要一项首尾一贯的坚定对外政策。这样，对国家首脑采用选举制度，也会更加危险。
美国人对全世界的政策是简单的，几乎可以说别人不需要他们，他们不需要别人。他们的独立从未受到威胁。
因此，在他们那里，行政权的职能既受环境的限制，又受法律的限制。总统可以经常改变他的观点，但国家不会由此遭殃和毁灭。
不管行政权首脑如何选举，选举之前和选举时期，总是全国的骤变时期。
一个国家的内忧越大，它的外患也就越大，而这时的危机对国家更有危险。欧洲的国家每逢产生新首脑的时候，很少不为被人征服和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担忧。
在美国，社会被组织得不需要帮助即能自立。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外患。它的总统选举是鼓舞人心的大事，而非导致毁灭的举动。
选举方式美国的立法者在选择选举方式时表现的才干——建立一种独特的选举团——这些独特的选举分别投票——众议院在什么情况下应召去举选总统——自现行宪法生效以来十二次选举概要除了固有的危险之外，还有许多来自选举方式，但经立法者留意即可预防的危险。
当全国人民携带武装到公共场所去选他们的首脑时，除了有选举制度本身存在的危险之外，还特别有这种选举方式产生的内战的危险。
当波兰的法律容许国王的选举可为一个独夫所否决时，这项法律就等于在唆使人们去杀掉这个独夫，或预先规定了无政府状态。
随着深入研究美国的制度和仔细考察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我们发现人们在那里的发迹与他们的能力是极其一致的。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但其人民却很久以前就已习惯于自由：这是其内部秩序得以维持的两个主要原因。而且，美国决不担心有人来征服它。美国的立法者得益于这些有利条件，因而不难创立一个软弱而有依附性的行政权，使他们在创立行政权时既能采用选举制度，而又不致带来危险。
剩下来要他们做的，只是从不同的选举制度中选择危险性最少的制度，使在这方面规定的准则恰合本国的自然条件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保障。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种能够充分表达人民的真正意志，不致过于激发人民的情感，并使他们尽量减少政权空位感的选举方式。首先，他们采用了以简单多数通过法律的办法。但这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人们为了获得这个多数并不害怕拖延时间，而拖延时间正是立法者想要避免的。
事实上，在一个大国进行选举时，很少有人能在第一轮投票即获得多数。在由地方势力非常发达和强大的数州联合而成的共和国中，这种困难更大。
为了排除这第二个障碍而提出的办法，是将全国人民的选举权委任给一个代表全国人民的机构。
这种选举方式，为多数的形成增加了机会，因为选举人越少，越容易趋于意见一致。这种办法也便于人们作出良好的选择。
然而，是应当把选举权委托给本身代表全国人民的立法机构呢？还是需要成立一个以选举总统为唯一目的的选举团呢？
美国人选择了后一种办法。美国人认为，让那些被推选去制定普通法的人再负责选举全国的首席行政官，只能不全面地代表民意；另外，他们当选为议员已经超过一年，而他们所代表的选民这时可能改变了主意。美国人断定，如委托立法机构选举行政权的首脑，议员们会在选举前的一段长时间内受贿和参与阴谋活动；而这些特别选举人也会象大陪审团的成员一样，混迹于群众之中，不为人所知，甚至他们在应当行动时才出面，只用上几分钟时间投投票而已。
因此，决定每州提出一定名额的选举人，委托他们去选举总统。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实行选举制的国家的这种负责选举政府首脑的团体，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争吵和阴谋的中心。它有时会篡夺不属于它的权力；而它的议而不决和随之而来的争吵不休，又有时会把国家拖到破产的边缘。于是美国人决定，让选举人在同一天投票，而不必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会。
这种两阶段选举方式有助于产生多数，但不能保证一定产生多数，因为正象这些选举人的委托人可能意见分歧一样，这些选举人也可能意见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从下述三种办法中任取其一：重新指定选举人，由原来的选举人再次协商，或交给另一个权力当局去选举。
前两种办法除不够可靠外，还会拖延时间，必然带来无尽无休的可怕争吵。
因此，他们采用了第三种办法，规定将选票密封送交参议院议长，在一个指定的日子，当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面开封计票。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则由众议院直接选举总统，但为众议院规定了权力范围。众议员只能从原来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当中选定一个人为总统。
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只是在极少数和很难预见的情况下，才把选举总统的工作交给众议员去执行，而且他们只能从已为特别选举人的强有力多数指定的人当中选定一人为总统。这是一种很好的权宜办法，它把人民的意志应当受到尊敬，同迅速进行选举和国家利益不受破坏协调起来了。此外，让众议员分享权力去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一切难题，因为在众议院能否获得多数仍有疑问，而且宪法对此没有提供补救办法。不过，由于规定了必备的候选人资格，把候选人限定为三人，让一个摆脱偏见的机构去选定，所以这种办法排除了它本来只有某种可能克服的一切障碍。至于其他一些障碍，则是选举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了。
自联邦宪法生效44年以来，其间美国已选过12次总统。有10次是由各州的特别选举人在本州投票后便选出的。
众议院只行使过两次它可以分享的这种特殊权力：第一次是在1801年选举杰斐逊先生，第二次是在1825年选举昆西·亚当斯先生。
选举是紧急时期可把选举总统的时期看做全国的紧急时期——为什么——人民的激情——总统的忧虑——选举热潮之后的平静我已讲过哪些有利环境促使美国采用选举首脑的制度，并指出立法机构为消除这种制度的危险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美国人已经习惯于举行各种各样的选举。经验使他们学会允许热潮发展到什么程度和在什么地步阻止它发展。美国的幅员辽阔和居民分散，使政党间之冲突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明显和具有破坏性。全国在选举时形成的政治环境，至今还未引起过任何真正的危险。
但是，仍可把美国选举总统的时期看做全国的紧急时期。
总统对选举进程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微小和间接的，但这个影响可以扩及全国。总统的选举对每个公民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全体公民却十分重要。要知道，一项利益不管怎样微不足道，而当它一旦成为普遍利益，就会获得巨大的重要性。
同欧洲的一位国王相比，美国的总统毫无疑问没有多少办法培植私党。但是，由他任免的职位，却多得足以使成千上万的选民直接或间接地关心总统的成败。
此外，政党在美国也象在其他国家一样，感到需要团结在一个人的周围，以便更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因此，它们一般都以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做为象征来为自己服务，让这个人去具体实现本党的理论。它们的重大利益是使选举对自己有利，但不是依靠当选总统来使自己的学说获胜，而是通过总统的当选证明自己的学说获得了多数。
在指定的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选举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全国唯一关心的大事。因此，各党派又积极活动起来，凡是能够想象出来的党派激情，又在这时于一个幸福安静的国家里荡漾起来。
而在任的总统，则专心于设法自卫。他不再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