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有些人把共和制度看成是显示自己伟大的暂时手段。他们用眼睛估量了一下把穷困苦难的他们与有钱有势的显贵隔开的那条鸿沟，就想用废墟上的残垣破壁填满这个深渊。他们之主张自由，犹如中世纪的自由佣兵维护国王。不管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他们参加战斗自有其自己的打算：希望共和制度能够长久到把他们从目前的低卑状态中解救出来。真正向往自由的，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另一种人。这种人视共和制度为一种长治久安的政体，是理想和民情每天都在迫使现代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他们衷心希望把人教育成为自由的人。当这些人攻击宗教的时候，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激情，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并未加强时，社会怎么能免于崩溃呢？如果一个自己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
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注重政教分离——法制、舆论和神职人员本身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宗教在美国之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影响，应归功于这一原因——为什么——什么是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在某些国家，是哪些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们适应这种状态18世纪的哲学家们，曾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解释过宗教信仰的逐渐衰退。他们说，随着自由意识和知识的提高，人们的宗教热情必然逐渐消失。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欧洲，有些人之不信宗教，只是由于他们愚蠢无知；而在美国，你却可以看到作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有教养的民族之一的美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履行宗教所赋予的义务。
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
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
我想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愿望，与日俱增。
为了查明这个原因，我曾同各个教派的信徒交谈，尤其是走访了属于不同教派和终生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教士们的团体。由于我本人信奉天主教，所以我特别愿意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接近，从不放过同他们的大多数人亲密交谈的机会。我向他们的每个人谈到我的惊讶，提出我的疑问。结果我发现，他们只是在细节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于政教分离。我不妨断言，我在美国逗留期间，从未遇到一个人，不管是神职人员还是俗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
这就使我比以前更加专心于考察美国神职人员在政界所占的地位。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担任公职。我没有见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代表。
在许多州里，法律就为他们关上了进入仕途的大门；舆论在所有的州里都不同意他们从政。
后来，当我考察神职人员本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好象自愿不搞政治，而把这一行的荣誉让给别人。
我听到他们痛斥野心和邪恶信仰，而不管这些东西以什么政治观点遮掩。但是，我在听的过程得知他们认为：一种政治观点只要是真实的，上帝并不惩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政府管理方面的错误，并不比盖错一座房或犁错一垄地罪过更大。
我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一切党派，唯恐损害自己利益地极力避免同它们接触。
这一切事实，使我确信他们的话都是真实的。于是，我打算探讨事实的成因，即寻找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削弱宗教的表面影响的同时却加强了它的实际影响。我确信，我一定能够找到这个力量。
60年的暂短人生，还不足以使美国人发挥其全部的想象力；不是十全十美的现世生活，也决不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总是希望人生无可限量。人既轻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情感，不断地促使人的灵魂凝视来世；而能把人引向来世的，正是宗教。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只有人的理智迷乱，或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是，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使人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的现象，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
在仅从人的观点来考察宗教时，可以说一切宗教都能从人本身汲取用之不竭的力量因素，因为这种因素是人性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
我知道，过去有些时代，宗教除了本身固有的这个影响之外，还可以得到法制的人为帮助，以及指导社会的现世政权的支持。在那样的时代，宗教曾与人世的政府紧密结合，从恐怖和信仰两个方面去控制人们的灵魂。但是，当宗教与人世的政府建立这样的联盟时，我敢说它会象一个人犯错误那样去行动，即它可以为现在而牺牲未来，为取得它不应有的权力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力。
当宗教把它的帝国建立在所有的人都一心向往的永生愿望上时，它便可以获得普遍性。但是，只要它与一个政府结成联盟，它就必然采取只适用某些人的准则。因此，宗教与一个政权结盟之后，将增加对某些人的权力，而失去支配一切人的希望。
宗教只有依靠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安慰的感情，才能把人类的心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当它与人生的苦难情感厮混在一起时，则有时会被迫去帮助那些不是要求爱而是要求利的盟友，并且会把那些还在继续爱它、但在全力反对它的盟友的人斥为敌人。因此，宗教只要不分享统治者的物质权力，就不会分担统治者所煽起的仇恨的后果。
表面上看来建立得很巩固的政权，并不能保证它比一代人的观点或一个时代的利益更持久，而且往往会比一个人还要命短。法制可以改变看来似乎十分牢固和十分稳定的社会情况，而且在改变社会情况的同时可以改变其他一切。
人们在社会上建立的权力，也象人生在世一样，都是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权力的迅速更替，犹如人生的苦乐多变。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政府一直受到始终不变的人心的支持，或一直依靠一种永不消失的利益。
人们的感情、偏好和激情，自有史以来，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反复重现。一种宗教只要受到它们的支持，就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势，或至少不会为另一种宗教所消灭。但是，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几乎又会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变得脆弱无力。唯有宗教能够有希望永垂不朽，但它一与那些短命的权力结盟，便要把自己拴在这个权力的命运上，而且往往是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力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
因此，宗教与各种政治权力结盟时，只会使自己担起沉重的盟的义务。宗教不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帮助而生存，而如果给予政治权力以帮助，则会导致自己灭亡。
我方才指出的危险，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但不总是表现得那么明显。
在某些时代，政府好象是永垂不朽的；而在另些时代，社会的生存又似乎比人的生命还要岌岌可危。有些政体使公民处于昏睡状态，而另些政体则令公民保持兴奋状态。
当政府仿佛十分强大，法制好象十分稳定的时候，人民并不能察觉政教结合可能产生的危险。
当政府显得十分软弱，法制显得十分不定的时候，危险是有目共睹的，但往往是已经来不及避免了。因此，必须学会很早就预见出危险。
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日益趋向民主，社会本身日益走向共和，政教结合的危险性也必定逐渐增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将经常易手，政治理论将相继迭起，人事、法律和制度本身将处于飘忽不定状态，并且不是为时甚短，而是长譬如此。爱动和喜变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性，正如停滞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定则一样。
既然美国人每四年改换一次政府首脑，每两年改选一批新的立法者，每一年改选一次地方官员，即把政治不断地交给新手去做试验，而不让宗教沾政治的边，那末，宗教在舆论常变和众说纷纭之中能够依靠什么呢？它在党派的斗争之中到哪里去找它应当享有的尊重呢？它在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毁灭状态之下能够永垂不朽吗？持和颂扬宗教，并将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找到灵魂所受的创伤。持和颂扬宗教，并将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找到灵魂所受的创伤。
永远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没有人使这种情感与已建立的信仰脱离。向往来世的本能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引人民群众到教会去接受洗礼，把他们的心扉敞开来接受信仰的诫告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我们呢？我在我们法国，看到有些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但也没有皈依其他宗教。
我也看到另一些人徘徊在疑惑之中，有的已经宣称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看到一些基督徒虽然仍在信教，但不敢宣称自己信教。
最后，在这些温和的教友和激烈的反对者中间，我还发现有少数的信徒准备冲破一切障碍，甘冒一切危险，去保卫自己的信仰。这些人竟不顾舆论，以暴力去对付人的弱点。他们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甚至忘乎所以，不知在何处停步。
但是，由于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祖国人们用来取得独立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攻击宗教，所以他们又害怕他们的同时代人闹事，并怀着恐怖的心情排斥他们的同时代人所追求的自由。他们把不信宗教看成一件新事，所以凡是新的东西，他都一律仇视。他们同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处于作战状态，把当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见解，都视为信仰的死敌。
这不应当是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
因此，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创伤。
永远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没有人使这种情感与已建立的信仰脱离。向往来世的本能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引人民群众到教会去接受洗礼，把他们的心扉敞开来接受信仰的诫告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我们呢？我在我们法国，看到有些人不再信奉基督教，但也没有皈依其他宗教。
我也看到另一些人徘徊在疑惑之中，有的已经宣称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看到一些基督徒虽然仍在信教，但不敢宣称自己信教。
最后，在这些温和的教友和激烈的反对者中间，我还发现有少数的信徒准备冲破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