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仅难于沉思，而且对这种思维活动也当然不够重视。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使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但是，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并不总是适于思维活动。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往往满足于不求甚解，因为他们要想使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则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要经常依靠他们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因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思想，比这个思想的严密正确性对他们更为有用；而且总的说来，与其消耗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一切原理的真实性，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何况整个世界也不是根据长期不变的和确凿无疑的论点运动的。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一瞥某一特殊现象，经常观察群众的千变万化的激情，随时而机智地抓住所发生的事实，而被人们掌握的。
因此，在人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一般都过于重视智力的快速成果和浅肤论据，而对于深刻的和缓进的智力劳动则十分轻视。
这样的舆论影响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并说服他们相信：不用沉思也能在研究当中获得成果，或者不去研究那些需要沉思的科学。
研究科学有几种方法。许多人对于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有一种利己主义的即把它们用于工商业的爱好。不应当把这种爱好同少数人心中燃起的追求真理的无私热情混为一谈，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而后者完全是希望求知。我毫不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会对真理产生无限的热爱。
这种热爱只靠自己成长和不断壮大，而且决不自我满足。正是对真理的这种无私而自豪的热爱，才能使人们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从那里汲取最根本的观念。
假如帕斯卡尔的眼中只有某种名利，或者他只是为了荣誉而活动的话，那末，我相信他决不会那样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开造物主的奥秘。当我想到他为了全神专注于这项研究，而且可以说是使精神摆脱了人生的一切杂念，以致过早地耗尽寓于身体的心力，未届40岁而离开人世时，不禁感佩不已。而且我认为，决不是一种通常的原因能使他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
在贵族制社会出现的如此罕见和如此丰产的求知热情，将来也许出现于民主社会。至于我，我坦白承认，我还难于相信这一点。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所以它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这个阶级喜欢想方设法使自身享有荣誉，并为自己的设想定出宏伟的目标。贵族虽然常有极其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鲜有低级下流的想法。他们对于一些小型娱乐虽然也很爱好，但却抱有某种看不起的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表现，也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一般都有非常高大的看法。
这种看法无论对研究科学的人，还是对其他人，都发生着影响：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自然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自然产生对真理的崇高而且几乎是神圣的热爱。
因此，这个时代的学者都潜心于理论的研究，甚至对于理论的应用往往持有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普卢塔克说过：“阿基米得的治学精神，崇高到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在他看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一般与应用有某种实利关系的一切技艺，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向钱看的。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研究全部用于撰写其美处和妙处跟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著作方面。”这就是贵族在科学上的追求。
在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强烈追求物质的和眼前的享乐。由于他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并总有摆脱这个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增加财富。
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一切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才是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要求于科学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则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越是民主、开明和自由，对科学的天才进行这样评价的人也越多，而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的发明，也越能使发明人得名得利，甚至得权，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从事劳动的阶级参加政务，而为政府服务的那些人，要从那里获得荣誉和金钱。
人们可以不难想象，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不但会不知不觉地忽视理论，反而要以无比的精力去追求科学的应用，或者去追求对于应用不可缺少的那一部分理论。
即使本能的求知欲使人的精神上升到最高的智力活动领域，也将一无所成，因为现实的利益在驱使人们甘居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只有在这个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人的精神才能发挥它的力量和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连力学的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为航运业推出了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的新机器。
当然，我不是说当代的民主国家要坐待人的精神之光趋于熄灭，更不说它们不能再发出新的光芒。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开化的国家都在兢兢业业发展工业，所以把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对于应用的爱好，当它是合理的时候，也一定促使人们重视理论。在如此众多的试验或实验每日都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经常发现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即使伟大的发明家不会出现太多，但伟大的发明必将层出不穷。
另外，我相信科学的崇高使命。民主制度不会引导人们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却会使研究科学的人大量增加。不要以为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不会随时出现专门热爱真理的天才从事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天才，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什么精神所支配，都会努力去揭开大自然的深邃奥秘。他们不需要别人帮助而自行前进，只要不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就知足了。我在这里想要讲的，无非是说：身分的恒久不平等，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并觉得这种研究高尚，但得不到实惠；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则会使人们只追求科学的直接而有利的应用。
这种趋势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种趋势是很有意思的，而指明这种趋势又可能是必要的。
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如能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种终将不可抗拒的特性，就会知道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了知识和自由之后，不会不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今后是应当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研究科学的高度激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然后使其自然地转向实践，而不应当让它总是追求次要效用的详细研究。最好是让人的精神暂时放弃这样的研究，把它提高到沉思初始原因的地步。
因为罗马的文明是随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所以我们可能过于相信，只要不再发生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如果照耀我们前进之光万一有一天熄灭，那也只能是逐渐地黯淡下去，而且是象自消自灭的。强制人的精神只注重应用，就会使人忽略原理；而一旦完全忘却原理，由原理产生的方法也不会太多。结果，人们就不能发现新的方法，而只能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他们并不理解其原理的良好工作方法。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了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
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但是，中国还是安然无事地生存了许多世纪。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的秩序依然井然，一种物质的繁荣依然到处可见。在中国，革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闻所未闻。
因此，决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尚远而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其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自己的手中夺走，那末，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一章 美国人以什么精神对待艺术
每个人的财富大致相等，谁也没有过多的剩余，人人都希望生活舒适，大家都不断努力追求安乐，这将使人心处于爱好实用而不太爱美的状态。我不想对于这一切再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和我自己的时间。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所以它们首先所要发展的，是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它们在习惯上以实用为主，使美居于其次。它们希望美的东西同时也要是实用的。
但是，我还想更进一步，在指出这第一特点以后，便描述其他一些特点。
一般说来，在承认特权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其从业者的特权，而每一种职业也都是不准其他行业涉足的独立世界。甚至在各行各业已经自由的时候，贵族制国家的由来已久的停滞性，仍会使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人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成员永远是原来的那几个家族。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不久就产生了同业的公意和同行的自尊。在这样的一个实业阶级内部，每个手艺人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且要为保持自己的荣誉而努力。他们的行为准则既不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又不是他们顾主的利益，而是他们团体的利益。所谓团体的利益，就是每个手艺人都要制造出杰出的作品。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艺术追求的目标是尽量做出精美的制品，而不是加快制造速度，更不是降低造价。
反之，当每一种职业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人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某一行业，同一行业的成员彼此视为外人，互不关心和几乎都不相识的时候，行业的社会联系便不复存在，而全靠自己努力的每个从业者，便只追求以最少的费用赚取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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