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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的自然法就是以上述的情况为根据的。 该隐深信无疑，人人享有毁灭这种罪犯的权利，所以杀死兄弟之后他喊道，“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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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就那样明白地镂铭人心的。１２。同理，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可以处罚违反自然法较轻的情况。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处以死刑？
我的回答是，处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应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从而使他悔悟，并且儆戒别人不再犯同样的罪行而定。在自然状态中能够发生的罪行，也可以在同一个国家中，如同在自然状态中，同样地和同等程度地受到惩罚。 尽管我不准备具体论及自然法的细节或者它的惩罚标准，但是可以肯定，确有这种法的存在，而且对于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和自然法的研究者来说，它像各国的明文法一样可以理解和浅显，甚至可能还要浅显一些，正像比起人们追求用文字表达的矛盾的和隐藏的利益时所作的幻想和错综复杂的机谋来，合理的议论会更易为人所了解。大部分国家的国内法确是这样，这些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作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和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１３。对于这一奇怪的学说——认定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我相信总会有人提出反对：人们充当关于自己案件的裁判者是不合理的，自私会使人们偏袒自己和他们的朋友，但在另一侧面，心地不善、感情用事和报复心理都会使他们过分地惩罚别人，结果只会发生混乱和无秩序；所以上帝曾用政府来约束人们的偏私和暴力。 我承认，公民政府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的情况而设置的公民政府是正当的。 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在这方面的不利之处确实很大，因为我们很容易设想，一个加害自己兄弟的不义之徒就不会那样地有正义感来宣告自己有罪。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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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出异议只要人们记住，专制君主也不过是人；如果设置政府只是为了补救由于人们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而必然产生的弊害，因而自然状态是难以忍受的，那么我愿意知道，如果一个统治众人的人享有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自由，可以任意处置他的一切臣民，不享有过问或控制任何凭个人好恶办事的人的丝毫权利，而不论他所做的事情是由理性、错误或情感所支配，臣民都必须无条件加以服从，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政府，它并不比自然状态好多少。 在自然状态中，情况要好得多，在那里，人们不必服从另一个人的不法的意志；如果裁判者在他自己或其他的案件中作了错误的裁判，他就应对其余的人类负责。１４。往往有人当作一个重大的反对论点而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哪里有或曾经有过处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的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只要这样来回答就够了：全世界的独立政府的一切统治者和君主既然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那就很明显，不论过去或者将来，世界上是都不会没有一些人处在那种状态中的。 我指的是独立社会的一切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同别人联合。 因为并非每一个契约都起着终止人们之间的自然状态的作用，而只有彼此相约加入同一社会，才进而保证构成一个国家的契约能起这一作用；人类可以相互订立其他协议和合约，而仍然处在自然状态中。 在荒芜不毛的岛上，如同加西拉梭在他的秘鲁历史中所提到的，或是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印第安人在美洲森林中所订立的交换协议和契约，对于他们无疑是有约束力的，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完全处在自然状态中。 因为诚实和守信是属于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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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的人们的品质。１５。对于那些并不认为人类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我首先要引用明智的胡克尔在《宗教政治》第一卷第十节中所说的话：“上述的法则”——即自然法——“对于人类来说，甚至以若干个人的面目出现时，也是有绝对约束力的，尽管他们从无任何固定的组织，彼此之间也从无关于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的庄严协定。 假定既然我们不能单独地由自己充分供应我们天性所要求的生活、即适于人的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从而为弥补我们在单独生活时所必然产生的缺点和缺陷创造条件，我们自然地想要去和他人群居并且共同生活，这是人们最初联合起来成为政治社会的原因。”我还进一步断言，所有人自然地处于这种状态，在他们同意成为某种政治社会的成员以前，一直就是这样。 我相信这篇论文的以后部分会把这点说得很清楚。
第三章 论战争状态
１６。战争状态是一种敌对的和毁灭的状态。 因此凡是用语言或行动表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有确定不移的企图，而不是出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就使自己与他对其宣告这种意图的人处于战争状态。 这样，他就把自己生命置于那人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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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进行防御和支持其斗争的任何人的权力之下，从而有丧失生命的危险。 我有权享有毁灭那威胁我的东西的权利，这是合理和正当的。 因为基于根本的自然法，人应该尽可能地保卫自己，而如果不能保卫全体，则就应将保卫无辜的人的安全放在首位。 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怀有敌意的人。 他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就像他可以随意杀死一只豺狼或狮子一样。 这种不受共同的理性法则约束的人，除强力和暴力的法则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则，因此可以被当作猛兽来看待，被当作危险和有害的动物来看待，人只要落在它们的爪牙之内，就必然遭到毁灭。１７。
因此，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那应被理解为对他人的生命有所企图的表示。 因此，我有理由断定，凡是不经我同意将我置于其权力之下的人，在他已经得到了我以后，就可以任意处置我，甚至也可以随意毁灭我。 谁也不能希望把我置于他的绝对权力之下，除非是为了通过强力迫使我接受不利于我的自由权利的处境，也就是迫使我成为奴隶。 免受这种强力的压制，是自我保存的唯一保障，我的理性使我把那些想要夺去我的作为自保屏藩的自由的人，当作危害我的生存的敌人看待；因此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 凡在自然状态中想夺去别人自由的人，必然会被假设为具有夺去其他一切东西的企图，这是因为自由是其他一切的基础。 同样地，凡在社会状态中想夺去那个社会或国家的人们的自由的人，也会被认为企图夺去他们的其他一切，并被看作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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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杀死一个窃贼，尽管窃贼并未伤害他，也并没有对他的生命表示任何企图，而只是使用强力把他置于他的掌握之下，以便夺去属于他的金钱或他所中意的东西。 因为窃贼并无权利将我用强力置于他的权力之下，不论他的借口是什么，所以我并没有理由认为，那个想要夺去我的自由的人，在把我置于他的掌握之下以后，不会夺去我的其他的一切东西。 故而我有权合法地把他当作与我处于战争状态的人来对待，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的话，就杀死他；无论是谁，只要他造成战争状态并且是这种状态中的侵犯者，就必然已置身于危险的处境中。１９。这就是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明显区别，尽管有些人把它们混为一谈。 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与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然不同。 人们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不存在拥有对他们进行裁判的权力的人世间的共同尊长，这也就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可是，对另一个人的人身用强力或表示企图使用强力，而又不存在人世间可以向其求助的共同尊长，这是战争状态。 而正是因为无处可以告诉，就使每一个人有权利向一个侵犯者宣战，尽管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和同是一国的臣民。 因此，虽然我不能因为一个窃贼偷了我的全部财产而伤害他，我只能诉诸于法律，但是，当他着手抢我的马或衣服的时候，我可以杀死他。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刻那些保卫我的法律不能对当时的强力加以制作以保障我的生命，而生命一经丧失就无法补偿，这时我就可以进行自卫并且享有战争的权利、即杀死侵犯者的自由，侵犯者不容许我有时间去诉诸我们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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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判者或法律的判决来救助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害。 不存在具有权力的共同裁判者的情况使人们都处于自然状态；不基于权利以强力加诸别人，不论有无共同裁判者，结果都造成一种战争状态。２０。但是强力一旦已停止使用，处在社会中的人们彼此间的战争状态便宣告终止，双方都同样地受法律的公正决定的支配，因为那时已经有诉请处理过去伤害和防止将来危害的救济办法。 如果没有明文法和可以向其诉请的具有权威的裁判者的救济，像在自然状态中那样，战争状态一经开始便仍然继续，无辜的一方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的话，始终有权毁灭另一方，一直到侵犯者提出和平的建议，并愿意进行和解为止，其所提出的条件必须能赔偿其所作的任何损害和保障无辜一方的今后安全。 不仅如此，纵然存在诉诸法律的手段和确定的裁判者，但是，由于枉法行为的肆无忌惮和对法律的歪曲，法律的救济遭到拒绝，而不能用来保护或赔偿某些人或某一集团所遭的暴行或损害，这就无法使人想象除掉战争状态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情况。 因为只要是使用了暴力并且造成了伤害，尽管出于受权执行法律的人之手，也不论披上了怎样的法律的名义、借口或形式的外衣，它必然只会是暴力和伤害。 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如果并未善意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会有战争强加于受害者的身上，他们既不能在人间诉请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