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气风发，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入局：诞生（4）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5］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6］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他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
入局：诞生（5）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王树和扮演的角色
传统的评价者在遇到王树和这种人物时，褒贬品评，总觉得头绪繁杂，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既然有离奇的勇气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何以又缺乏勇气做进一步的努力？他有望将一家毫无历史的公司培植得欣欣向荣，为何反不能与他一手培植的繁荣相始终？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3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3节
作者： 迟宇宙
他既然缺乏长远的目光设计，何以能与柳传志精到的手腕并行不悖？他既然是联想最早的创始人，何以不能像柳传志一样被人所不加节制地仰慕？
联想最初的11个入局者可能为他的突然离去感到苦恼困惑，又为他留下超过一般人敢于想像的空间，让柳传志能够冒着无限危险不折不挠地布局而庆幸。
总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平凡的人，风云际会的不经意之间，被命运派去执行一项任务。等历史到了转圜之点，他便自动离去或被取而代之。
历史记载中的王树和，显示他心思复杂，有时尚且行止古怪；他富有幽默感，总结报告却又写得官腔十足；与他同事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有时他却被认为是个“破嘴”。
他自己解释离开联想的原因是计算所强制调回，协助曾茂朝管理各家所办公司。柳传志觉得公司困难之时，多一个人顶着便多了一份希望，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柳传志眼圈含泪。有人却提及他的离开是因为“害怕”，觉得这小小的公司没甚前途，怕自己的饭碗砸在里面。而他则强调公司当时已有起色他的离去是种“遗憾”。
他离开联想后，到计算所做所长助理兼科技处处长和办公室主任。
他有时以联想的创始人自居，表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似乎他一手缔造了联想。今天看来，联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他的一种独创，毋宁说是大时代选择的结果，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时代选择了柳传志而非他王树和，更非他和柳传志选择了时代。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背面，说王树和毫无功绩显然有失公允，他虽稍嫌优柔，却也不独断专行，这毕竟为柳传志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在关系公司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也能够做到事必躬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统治联想的一年多里，联想毕竟获得了发展，虽然他们的第一笔生意，就整整地被骗走了14万。
柳传志后来说王树和在其心目一直是个老大哥。“当年创业的时候，有一年多特别困难，压力基本上是我和他承担。他位置在那儿……别人没有我体会深。”
他遗留下的位置，很快被柳传志接替。这个人显然比他更具领袖气质，也更适合被选中担任“仲裁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在之后的十几年中，联想所经历的磨难不知凡几，这个人的地位却从未真正被动摇过。
【注释】
［1］、［2］《大潮交响诗：中国硅谷》，陈放，选自《中国的要害》，###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
［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公司》，柳传志，1989年12月。
［4］《柳总在第三期高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6年6月3日，怀柔雁栖饭店，联想档案，A01…1996…3…1。
［5］联想档案D01—1984，公司历程。
［6］联想档案D01—1984，联想沿革、公司历程、人事任命。
局中人：李天福（1）
1984年秋天，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串联会的，是计算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他们愿不愿入伙。那阵势看起来，像是晁盖问各位头领愿不愿上梁山一般。
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有1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他只是厌倦了原来的生活，试图逃离自我的封闭，寻觅一个稍显广阔的空间。
今天，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湮没于芸芸的人流中，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