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了一个不高的职位。人们总是说，创业###中他混得最差，变成一个“看仓库的”，只有他自己明白，每天能看到阳光，看到联想在阳光下熠熠闪亮，对他是多大的一种幸福和满足。
“看仓库的”家伙曾经忍受着计算所单调、乏味，生命缺乏活力的生活。但这一切终会变成往事，沉淀为历史，演变为劫波中的刹那，海洋中的滴水。当改革和开放的需求出现时，整个中国改变了；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科学院和计算所改变了。李天福随之改变，他说这种改变是“环境的需要”：
“任务不饱满，大家坐在那儿就有点烦，想找点事干。正好这时候，科学院提出‘一院两制’，要将一部分人分解出来办公司，把科研成果转换为产品直接为生产服务。我们这代人，经过各种磨练，对国家有使命感，想多做一点事。所以闲着没事还不如出来做点事。”
李天福最初想到京海或信通，王树和与柳传志听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他，说：“你先等一等，我们还要办一个公司。你要去的那些公司不是计算所直接办的，而是跟别的部门合办。我们计算所也要办公司，你能不能等一等？”
李天福决定等。他开始参加碰头回，会上柳传志开始吹风，向他们灌输新“思想”，描绘一个伟大前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入局者，一个联想局中人。
许多年过去，联想变成了一个标志，柳传志变成了一个神，而他，李天福，依旧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50年来，40年来，30年来，20年来，10年来，中关村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改变，这些改变造就了英雄、枭雄，也造就了各种卑微的小人物；这些改变掩埋了一些人的梦想，也膨胀了一些人的野心。没有人不为中关村的巨变震动，尽管大部分时间他们事实上熟视无睹。
李天福有一次感慨地说：“中关村的模样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世界。整个道上……1958年种的杨树长得很高很大。那边是四环，那条道也是小道……都是大树，参天大树。我记得的模样现在简直没法形容了。现在……中关村的道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叹息的中关村开始巨变，而李天福恰好是这巨变的见证者，尽管未必是最准确的讲述者和最重要的代言人。1984年，联想成立的时候，中关村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树倒是长势喜人，但树下的房子却很破，不忍卒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房子被推倒了，盖起了新的房子，牌子被摘掉了，挂上了新的牌子，人离开了，走来了新的“统治者”。
又过去了10年，房子又被推翻了，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在马路上投下厚厚的阴影；狭窄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不见了，变成了宽阔的四环路和白颐路（有一段如今叫做中关村大街了）；北大的围墙拆了开满了公司和餐馆，如今又把公司和餐馆拆了，说是要重新圈起围墙；那个燕园食品店不见了，一排排的小门帘不见了，从现实中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变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往事。
有谁还记得今天大恒光盘中心原来是海淀交通队？有谁记得海龙的地底曾经是一个大冰窖？有谁记得中关村一街、中关村二街，记得320路公共汽车曾经穿行在那片中国最智慧的土地中？一切都已改变。
李天福刚到联想时，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和培训，偶尔也卖卖测试仪。20年过去，他来到分拆后的联想集团，变成了外设事业部的一名老员工，监督打印机生产。2002年4月，他又去监督电脑生产，管理备件，“干最艰苦的管理工作”。
在很多老员工眼中，他是一个“看仓库的”。与大部分“看仓库的”有所不同，他持有市值几十万的“一点点联想股票”。而且，只要不篡改历史，1984年的11个入局者中，一定有这个卑微的局中人的位置。
尽管卑微，尽管是个“看仓库的”，尽管是混得最差的一人，但他并不郁闷，也从不抱怨。在这20年中，有人负气出走，有人争权夺利，有人反目成仇。他们得到的东西也许很多，却绝对得不到他所拥有的快乐。
20年里，他平静地看着这一切，平静地安抚自己的内心，努力使自己保持内心的安宁。有一次他说：“我可能是这11人里面（职位）最低的。这也可以说是能力有限，只适合做这些事情……你处在这个环境，心态就一定要平衡。”
有很多人问他：“你是最初的11个人之一，怎么还在这儿？”有些人说他应该坐到办公室里“吃吃花花”。他说要把自己的位子摆正，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好。“我就是普通人，我进公司就是找工作，”他说，“这样想心情就舒畅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4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4节
作者： 迟宇宙
局中人：李天福（2）
他经常能在街道上遇到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依旧像20年前那样与他打招呼。曹之江见到他的时候，也依旧与他很亲热，并且在私底下说他“很热情”。
他关心联想，也关心柳传志和杨元庆。他曾经测算过柳传志与杨元庆的距离，是公里，如果算直线距离则只有7公里。他距离上班的地方是10多公里。他说他从大钟寺的家出发骑自行车上班，要超过一个小时，到上地一般差10分钟到8点。如果从中关村的家骑自行车上班则方便得多。
他每天这么周而复始，从未抱怨，坦然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剧烈差别。20年过去，他从未在联想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从未有过成为“仲裁者”和“代言人”的理想。在他眼中，柳传志还是当初那个乱叫他“老李”、“小李”的兄弟，而不是塑在他心中的一尊偶像。20年过去，他不曾为联想留下什么光辉业绩，如果留下了什么，只是一线光亮。一线照亮无数人内心的人性的光亮。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1）
公元1984年的冬天，柳传志和另外10个人创建了联想。20年后，那个冬天被附会上了特别的内涵，变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不免夸大其词，过分地渲染了那个偶然的冬天；但我们回头来看，又不免为中关村感到幸运了。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开始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威廉·曼彻斯特说：“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1］
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他在北京25中读书时有机会实现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但就在高考前夕，他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沉湎于飞行员梦境中的柳传志不得不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如果现存资料全部可信，则柳传志受到了父亲的巨大激励，将一腔热血全部抛洒在了复习功课上。他的如何努力无须赘述。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
在整个风云际会的1960年代，柳传志亲历了中国的变乱和动荡。
“惊心动魄”的改变
柳传志抵达西安，在那里他将接受军事化管制、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些倒难不倒他，他本来就喜欢锻炼，足球踢得不错，思想方面，因为“衔着红色银勺子诞生”，自然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其爆发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柳传志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说是去搞社教，最后往往变成“修理”农村干部。编制方面，有工作团，下设工作队，工作队下又设工作组，工作组下面有时候还设工作小组，到村子里面“整农民干部”；说农民干部有四清四不清问题的，都是工作组和工作小组。
柳传志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大队有一个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他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不久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也对他表示欣赏。社教运动很快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就在此时，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他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他们说坚决支持。领导问他们为什么反对那个人入党，为什么上告？他们说反映情况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不能上告？领导怒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农民们说：“他要我们向上反映情况。”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