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
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2）
指导员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他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柳传志说：“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指导员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
后来社教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再后来回到学校，出卖他的人为自己的出卖行为付出了代价。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柳传志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联想，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终未尝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联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对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运动比比皆是，然后文化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柳传志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
“我当时脑子好使，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5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5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他们最初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他们始终未尝明晰，到底什么力量驱使其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的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同班一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他从此抛弃文化革命，开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像，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
白藤岛：往事并不如烟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他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给人民解放军惹了不少麻烦。
白藤农场在白藤岛上，生活在那里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多年之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
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3）
柳传志说，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它改变了柳传志，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在那里，那个青年结婚了，然后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命运的安排。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柳传志的父亲那时已被定为“阶级分子”，国防科委并不知道这情况，所以柳传志告诫自己：“千万别惹事，赶紧给我弄过去再说。万一中间知道我家里有‘阶级分子’，就不要我了，给我再教育。”他果然开始保持缄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后来说，他两年“劳动改造”的最大收获，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计算所来了一个小伙子
1970年，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嘻嘻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从干校回来了，“阶级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还应该努力、积极，还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真要想有作为的话，就应该入党。他还告诉儿子说：你老婆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她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你一定要入党。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个年轻人说：“后来我就听了他的话，努力靠拢……入党对我后来当总经理极其重要，因为是国有企业，不入党当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醺醺然时大骂“江青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不说你说活得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说，只有少数人不说。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还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还有人不说，是怕。那时候，真的像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氧气，不是少数人醒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过来了。那空气缺氧，怎么办？大家的屋子，要为它冒什么风险？都已经到那时候了……”
这个叫柳传志的年轻人，在压抑的生活中被埋没。他在计算所的人流中并不奇特，他的技术能力并不特别出色。他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让有1500多人的计算所都认识了他。他后来很得意地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极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计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人们缺乏激情，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更何况他瞬间爆发出的灿烂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天安门。他想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子。那些随他决然而去的，有刘金铎和老蔡，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联想的高官。
在天安门，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忆说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号晚上就开打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6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6节
作者： 迟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