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同在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信任。”
柳传志与倪光南最初并不熟悉。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那时候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倪光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柳传志的欣赏。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老倪业务能力很不错，人也谦和，我们跟他讨论技术问题，他都站起来跟我们说话。”柳传志说，“有一段时间我学习英语口语，经常练习英语对话，老倪口语不错，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聊聊。”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2）
柳传志曾听人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背得出麦克斯洛方程。那是无线电基础里的一个基本公式，非常长。有一次柳传志他们想考一考倪光南，他假装不会这个方程，向倪光南请教。“我说老倪，你能写出麦克斯洛方程吗？老倪说：干吗呀？我说：你给我们写一下。”倪光南提笔就写起来，除了前面常数项没写，剩下的全部都写了出来，一点差错也没有。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0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0节
作者： 迟宇宙
19年后，柳传志带人参观4万亿次计算机，他掀起计算机后盖向来访者展示其工业化水平，说计算所当时做大型机，一般人只能记住10条连结线，稍好一点的工程师能记住二三十条。“老倪能记住一百来条。”他说。
1984年冬天，两个互相仰慕的人走入一个纠结的局中，被命运安排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并未知道，在这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将分道扬镳，各自东西。他们更不曾想到，他们将在未来人生中反目成仇，彼此播种下对方心头“永远的痛”。
新欢
站在联想控股的新办公楼里，或者坐在自己位于10楼的办公室中，柳传志可以眺望整个中关村，可以看到十几年来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甚至公交车的一站，是如何令人惊奇地转折为中国的“硅谷”。白天，这里熙熙攘攘；夜晚则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三三两两的人群散落在那里，他们有的坐在角落里，有的仰望着巨大的广告牌，静静地等待第二天的改变。
多年之后，当年的恩怨为时间消弭、抹平，内心回复安宁，柳传志有时会回想起在1984年冬天是如何邀请倪光南变成联想最离奇的角色：“我们……决心选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他跟我们一个室，我们早知道他的汉字系统……我们后来就想：能不能做这个产品？后来我就去找老倪谈，又和老张一块去请。”
威声在他的《联想之光》中记述了倪光南“出山”时的迫切，说：“计算所公司成立没几天，柳传志等抱着‘三顾茅庐’的恒心来请倪光南出山。其实公司才是茅庐初创。他们未料到倪光南不需三顾，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钻进计算所公司平房担任总工程师。倪光南加盟使公司同仁欣喜万分。”
柳传志他们的确欣喜万分，但说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却又不尽属实。1984年12月，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来到了计算所主楼322房间。那里是汉字系统研制组办公室，倪光南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柳传志他们敲开322的房门，满脸堆笑地走到倪光南桌前，坐下，紧张地说明了邀请倪光南加入公司的来意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倪光南最终的回答。
倪光南并未犹豫，就接受了邀请。他后来说自己没有犹豫的原因，不外是LX80汉字系统迫切需要强力市场推广，他也信得过面前的这三个人。他开出条件，说不参与任何行政事务，专心搞科研；公司要认真经销汉卡产品。后来联想将其条件总结为：“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柳传志他们自然明白，倪光南提的条件无非是要尽量减少参加与研发无关的事务。他们乐观这样的结局，便满口答应了倪光南的“价码”。
倪光南“一请便欣然走出计算所大楼”，毕竟教柳传志不大放心。他告诉张祖祥：“咱俩再去倪光南家请一次，倪光南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他太太，太太工作做不好，倪光南也不会来。”后来两人又去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中，再次倾吐对倪光南的仰慕。倪光南的太太开始并不同意，后来终于勉强答应了。［1］
柳传志他们终于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总工程师。他们知道，从此这失望的阶段，尽可变成复兴再造的机缘。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局外人将从十年后开始极尽褒贬之能事，而他们当日的间架性设计也将在那时瞬间坍塌。
“地球上最强大的汉卡”
倪光南被塑造为神后，很多报告文学都说倪光南“下海”上任，立即将研制联想式汉卡作为公司背水一战的战略课题。事实是倪光南到联想之前，其LX80产品便开始转让，不过前后只卖了600套。深圳中航技和信通公司都支持他移植LX80为联想汉卡的工作。金燕静的信通当时比联想规模庞大，他们给倪光南的移植投了七八万元，用于购置开发汉卡的计算机。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脚踏三只船，游弋不定。他“和信通点头，和深圳中航技点头，和计算所公司也点头”。所以，柳传志要“夺心”。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多卖了汉卡以后，才能让老倪觉得只有我们和他一条心。”
当日国外电脑渗透中关村，以前所未有之势攻城掠地。中国电脑界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研制完全运行于汉字环境下的电脑与世界主流机型绝缘；二是将汉字技术植入软件中，但在硬盘只有16M、内存只有几十K的电脑“黑暗时代”，运行速度既慢，操作又显繁琐。似乎只有软硬结合一路，才是唯一正途。“联想式汉卡不仅是汉字输入法。它是由硬件支持与软件结合而成的汉字系统。”
1984年冬天，雪花不时在天空中飞舞，气候阴冷如常。在联想一间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中，倪光南他们的一型汉卡研制全面铺开。倪光南负责总体设计，助手是秦梅芳等人。他们没有微机，做试验的机器是秦梅芳从别处借来的。传说中，他们“没有资金，靠公司同仁为别人验机、维修兼做点生意来筹补齐”。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3）
倪光南的开发组在1985年春节做出了联想汉卡的样卡。那一年5月，他们推出了第一块正式的联想一型汉卡。它由三块印制板组成，各板之间用扁电缆互连，在今天看来臃肿拖沓，丑陋不堪。但在当日，它却以其突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倪光南后来说，一型汉卡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要赶时间，市场不等人，所以，把工作量减到了最小，只做最必要的，当时还来不及把三块卡缩成占一个槽位。三块卡虽然在工艺上不太好，但它的功能很强……现在看一型卡是只丑小鸭，但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的二型、三型……”
6月，联想汉卡试销。为夺倪光南之心，柳传志承担了第一批200套汉卡生产，却将元器件采购让给信通。当日生产汉卡极其困难，仅制作印制板便需跑很多工厂，做很多次才能合格。刘韧写道：“在那时谁掌握了生产，谁就掌握了汉卡的命脉。柳传志急于为汉卡多做事，通过为汉卡做事和倪光南紧紧地绑在一起。”
“汉卡做出来后，按协议，不管是谁卖的，利润都要平分。信通是大公司，业务多，没拿汉卡太当回事，也没好好卖汉卡，而计算所公司是整个公司扑上去，做推广，200套汉卡大部分是计算所公司卖出去的。”
柳传志强调“产供销一条龙”，他和倪光南一起去推销汉卡。他们推销汉卡，不免要遭遇挫折和磨难，但他们之间本就亲密的感情，变得更加无间。柳传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深为感慨：“联想汉卡作为试销品一推到门市部，倪光南同志就是第一任推销员。汉卡第一次上展览，倪光南同志又是第一任解说员。”
1985年10月，联想一型汉卡通过了中科院的鉴定。第二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汉字系统对口赛上，联想汉卡的夺魁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那一天，为求保险，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开启“新时代”
1985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王树和就在此时离开了联想，去赴计算所所长助理之职。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联想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李勤变成了副总经理。柳传志的联想自始便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起来像一个大家庭而不像一家大公司，而这恰好是柳传志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柳传志做总经理，倪光南开始喊他“柳总”而非惯常的“小柳”。他说这是为表示他对柳传志支持：“我资格非常老，在公开场合叫他‘柳总’，是很大的支持。我不摆老资格，很快改口，开始还有些别扭，因为已经习惯当他是年轻人。”
倪光南长柳传志5岁，进计算所比柳传志早10年。他在计算所资格既老，又是有名的技术尖子，其技术辈分较柳传志要高出许多。所以，此前在公司中，尽管柳传志是副总经理，他也很自然地称呼柳传志为“小柳”。
因为汉卡诞生而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多年之后方才展现出它的真实面目——它并非柳传志的“新时代”，而是联想总工的“倪时代”，至少名义如此。
几乎现存所有资料都意在说明：“联想汉卡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可兼容市场上各种品牌计算机，再加上良好的售后服务，很快打开市场，产量迅速增长，联想声誉日渐提高。”“联想汉卡的开发成功，解决了当时西文汉化这一计算机难题，是联想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对联想初期的发展功不可没。”［2］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
作者： 迟宇宙
肯定有人试图抹杀倪光南“联想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