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1节
作者： 迟宇宙
肯定有人试图抹杀倪光南“联想功臣”的身份，但至少那个人并非柳传志。联想的得名，柳传志曾在多个场合描述过，无疑得益于其所开发的联想汉字系统。1988年的时候，柳传志还说：“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时候倪光南也当仁不让。多年后联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倪光南则希望人们“全面理解联想以20万元起家之说。“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
只是有时倪光南对自己在联想史上的地位难免夸大其词。柳传志后来有一次很不客气地说：“当年的汉卡，据我回忆，大概卖了几万套。几万套能有多少营业额？主要是宣传讲出来的。后来汉卡就变成了软汉字，方正的汉卡就厉害了，新天地那个汉卡就厉害了。把汉卡插在PC机上卖PC机，反而变成我后面的发展方向，微机就是这么卖出来的。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科学家考虑问题的时候，太工程师……他没太想明白，在这个企业里面技术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倪光南可不这么认为，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后他有一次说：“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税占到了，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到1996年，联想汉卡8个型号，共销售出了16万套。”
从1985年开始，柳传志启动的“造神运动”为“柳倪之争”埋下了祸根，后来很多联想的###都说，是柳传志把倪光南“惯”成了一个神，这才有了后来的“心中永远的痛”。倪光南的悲剧为其性格悲剧，柳传志则扮演了加速放大器的角色，尽管其自始至终考虑的是企业利益。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4）
当日柳传志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联想既无资金，机制上又不如四通灵活，唯一可打的牌是高技术。他得告诉别人，公司和产品都源出计算所。
“高技术公司得有一个技术形象，所以我们就坚决要求树立老倪作为宣传形象。”他说，“第二、在办公司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公司品牌宣传挺重要，得去讲。一讲企业总得宣传个人，我在外面宣传的已经挺多，但宣传我本身不合适。在当时我希望有一个具体领导的形象出现……我不希望在当时过多地在外面冒出来，但是我希望在实际运作中，有充分的权力，这是我想做的。”
柳传志还特别强调，在公司里面要宣传就宣传倪总，他知道倪总没权力，在“总经理负责制”的背景下，权力系于他一人之手。“宣传倪总外人不会反感，”柳传志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科技形象。另外老倪本人比较谦虚……”
但老倪后来似乎不那么谦虚起来。在他离开联想总工程师位置之后，有一次他对记者强调“技工贸”道路的正确，说四通的拳头产品是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是汉卡和微机，方正是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它们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信通和科理高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联想汉卡逐渐成为一时之风尚，柳传志为倪光南开创了“倪时代”。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得了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在当日这是一个莫大荣誉。一个月后，他们在香港开发的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10年。”
10年后，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缘分走到了尽头。被柳传志的“造神运动”塑造的神和“倪时代”瞬间走到终点。胶结的联想史线索，又开始了新的分岔。
1986年
1986年，就在一型汉卡通过鉴定后不久，二型汉卡的研制在香港开幕。倪光南的目标是将其作为“增强型”，缩小体积，装在机身内。
秦梅芳先行到了香港，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她的房间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单身床。倪光南随后抵达，研制便宣告开始。威声在其报告文学中描述说：
“30几个日日夜夜，窗外霓虹灯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在倪总和他的助手脑际几乎一片空白。此时香港的价值在于内地达不到的工艺开发水平。30几个日日夜夜，他们对板卡做了几次大改动。有的板一次改动就达上百处。在密如蜘蛛网的电子线路板上，倪光南和助手毫厘必争，‘丝丝计较’。留着‘发辫’的一型三块板汉卡变成了二型，终于能跻身在微机体内。”
联想汉卡跻身微机体内，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的成功使人忽略了诸多细节。当所有人都关注倪光南“思维的火花在不断迸射”时，柳传志正在承受磨难。
有一次联想做汉卡，从香港进了一批零配件。货还没到，柳传志就先给港商开了信用证。他哪里想到这个港商竟是个奸商，从香港发来的元器件都是次品，就连做汉卡用的插针也全都磨过。
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说是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兑钱，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
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命运开始对一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没有人知道，此时居于计算所所长助理位置上的王树和作何感想，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感想。他的时代，仅仅不足一年，已为时间所湮灭了。
而多年以后，柳传志当年对倪光南深情夸赞：“像倪总这样的人，就好比阿拉伯有效数字。一位这样的数字，后面跟上一串儿零，就是成千上万，我们的力量就无可匹敌！”当日一位“现代女青年”更为透彻的表述，说：“嘿！现在找对象，就得找倪老师这样的——脾气好，又能赚钱的‘书呆子’！”［3］也都渐渐为时间所淡忘。
【注释】
［1］《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良。
［3］《迷人的“联想世界”》，孙晓旭等，《联想世界》，1988年12月5日。
局中人：袁保玑（1）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科学家，一个对人宽厚的长者。1963年，21岁袁保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所。阴差阳错地分到第九研究室后，一直在复旦数学系学计算数学的她便糊里糊涂地搞起了计算机。
1958年6月的中国才有第一台仿苏电子管式计算机诞生，定名为103型计算机。196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三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日算是起步较早的国家，不幸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很快便席卷了整个国家。
在混沌和无望中度过了青春，“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初的中关村开始有各种公司诞生，微机渗透进来，袁保玑便对微机感了兴趣。陈春先办了华夏，又有了“两通两海”，接着柳传志他们的公司也成立了，一派热闹景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2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2节
作者： 迟宇宙
A·D·钱德勒在《计算机业50年：成长的轨迹和关键》中说计算机业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50年代初，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代中，第三阶段始于1980年代初。“那时，作为新产品的微机已开始挑战大型通用系统。这种挑战来自70年代计算机业的两项重大进展。其一是计算机（特别是IBM系统及其克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增多。结果，半导体、外设、软件包和相关产品进入批量生产，成本和价格急剧下降；其二是微型处理器商业化。微型处理器使芯片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大规模生产使芯片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1984年底联想成立时，在美国由于微机产量终于跟上了需求，计算机行业出现了重大重组，许多新兴公司消失了。IBM开始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在1980年的时候，IBM的管理层还不知道微机批量生产将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有些职业经理人已感觉到个人计算机将对IBM的核心业务产生真正的威胁。
在中国，人们依旧无动于衷。经历了10年“文革”后，中国计算机业已经脱离了世界轨迹，也无法靠近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只能观望、羡慕，然后自怨自艾。
袁保玑1987年到了联想，经过三年苦斗，联想那时已经展示出新的气象。进联想前的几年，她一直研究软汉字系统，有时也给一些公司做软件汉化的“外活儿”。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柳传志，柳传志问她是否愿意到联想来。她当时已不想留在计算所，觉得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希望有一个环境，能够全心全意地做一些事情；而且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真正地被用上去。”她的爱人与柳传志在同一个研究室，觉得柳传志可以干大事。于是，她便到了联想。
那时候倪光南的硬汉字系统已成规模，袁保玑的到来可以加快软汉字开发。后来曹之江从国外回来，也加入联想，又有一心做研究的陈大有，联想汉字研发能力，达到鼎盛。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副总工程师。王平生曾评价联想的三个上海人总工，说倪光南对老同志严格对青年人宽松，曹之江对青年人严格对老同志宽松，袁保玑则因其性格，对老同志和青年人都宽松。
硬汉字发展的背景是早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