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字发展的背景是早期计算机性能差、配置低，内存非常宝贵，硬汉卡并非占用内存资源，而是硬盘资源，如此便可提高运算速度。到了1987年，计算机性能已经提高，内存既已扩大，速度便即加快，一部分内存资源便可空闲出来，用以使用汉字软件；而且当日软汉字系统成本既低，价格又便宜，已有流行趋势。
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两种软汉字，其中之一是纯软件系统。联想后来的六型汉卡，便是软汉字汉卡。在开发的过程中，曹之江向袁保玑学到了很多，他后来说袁保玑是他的老师，他对袁保玑特别推崇。
不久之后，袁保玑、曹之江和陈大有开发的软汉字系统便被倪光南枪毙，柳传志向倪光南妥协，这便是联想史上有名的“硬汉字枪毙软汉字”事件。有人曾经猜测，倪光南之所以枪毙软汉字，其本质原因，或为倪光南做硬件出身，对做软件的人有天生的心理优越感。
因为这件事，柳传志对曹之江、袁保玑和陈大有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我不是很计较这些事，”袁保玑说，“后来不让做软汉字，既然上面决定不做就不做，我觉得上面肯定有他们的考虑。”袁保玑记得当日李勤跟她说：“袁老师，你们不要再做了。”对于他们的工作，李勤倒也肯定，还给他们发了奖金。
多年之后，传说倪光南四处宣讲，幸亏他当时枪毙了软汉字，要不然联想就坏事了，光盗版也把联想盗得倒闭了。袁保玑倒无所谓，但曹之江老大不高兴，他说他当时已在系统中做了加密，盗版的难度很大。
联想史上还有一个可笑的传说，说是当日很多电脑已经使用了汉字软件，但联想硬是将机器拆卸，插入联想汉卡。
既然做不了软汉字，袁保玑便去开发软件。后来成立了一个软件中心，袁保玑是负责人。有一次他们与代理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杨元庆合作，为打印机设计了一个软件，其中就使用了六型汉卡中的一些特殊程序。“我们利用原来的软件储备，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软件给做出来”，“这好像是汉卡的最后一笔了。”
1994年4月1日，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曹之江和袁保玑给他做了副手。杨元庆正是从那时获得机会，从此再未让机会从手中溜走。
局中人：袁保玑（2）
那时的杨元庆是一个很年轻小伙子，在他们看来稚气未脱，做事却大刀阔斧，极有魄力，而非在1984年戴着一副破眼镜、推着自行车傻笑的家伙。曹之江和袁保玑都夸他尊重老同志，这使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他是计算机硕士，业务能力既强，管理上又有一套，袁保玑说他“思考问题，都会超前一步。他会想到一年两年之后。他们有人形容，他是想好了再做，确实如此。”
有一件事对袁保玑影响深刻。有一次杨元庆给微机事业部定了一个目标，他们都觉得有些高了。杨元庆说他就是要做，最后果然完成。“我认为他不是随便说的。”袁保玑说。在联想生死存亡关头，他们冲在第一线。在柳传志的布局中，他们是敢死队，但柳传志不是要他们去赴汤蹈火，而是让他们顽强生存。
她1996年离开了微机事业部到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做总工程师，一年后的一场整合使北方系统集成成为历史。后来联想分拆，她又变成了神州数码员工。
2002年，她到了退休的年龄，但神州数码需要她，便返聘她回到公司。她现在工作忙，她的丈夫席克也清闲不下来。席克就是当年将杨元庆招聘进公司的人。
1999年是联想15周年，联想的公关部搞了一个新老员工座谈会，很多退休老员工去了，在那里流下了激动、感慨的泪水。柳传志和李勤去了，杨元庆和郭为去了，他们内心的波澜，动荡于风云际会的15年中。她没有参加，她后来平淡地说：“联想一些老员工，确实为联想呕心沥血……这些人确实敬业。”
1984年冬天的联想只是计算所众多公司中很不起眼的一个，但袁保玑觉得柳传志“确实非常有魅力”。人们总说柳传志胆子很大，她说：“其实柳总是非常小心的一个人。他说杨元庆胆子大就是说他自己胆子小，什么事他想得很周到。”
柳传志有很多地方折服了袁保玑，袁保玑记得有一次，柳传志跑到她面前说：“哎呀，老袁，好些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袁保玑平时沉默寡言，见到领导来了便躲得很远，但她内心却是异常感动。
她这一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博得青史留名。她以前只是一个平凡的科学家，如今只是一个平静的老太太。在联想历史上，无数人最终被湮灭，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她从不抱怨，也不后悔。联想正是有了他们，才最终成为联想，也正是有了他们，联想的历史才会有时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荒野中的一线亮光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发现，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是一片深谷，好几千年，历史就在这深谷之中游荡。“这多么令人悲哀。”一定会有人说。
联想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有不多的几项业务，那里的人努力经营。那里如今有汉卡，有电脑服务，还有一百多个人。他们之间还没出现日后的互相嘲笑、彼此嫉妒，而是和睦相处。他们心无旁骛，不谋求一种安逸的生活，而是谋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谋求一种死后可以留下点什么的人生。
他们谋求的生活就是造电脑。柳传志在1988年4月16日做报告说：“我们三年来所做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局……周光召院长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开创外向型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经济的奋斗目标。而我们公司全体同志的想法和愿望就是：‘我们希望能造出机器来，能造出我们真正的国产机器来，能造出我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从性能价格比上和国外的机器相竞争的机器来！’”［1］
勃勃雄心甚是可爱，但他们似乎还没等到机会。他们挣了一些钱，但他们无法拿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他们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技术支持。他们梦想“作为联想新世界的主人”，有时候仅仅是一种梦想而已。
但柳传志之造电脑，以长远计划遂行。至少在彼时，他已经明白，三年努力只是“开局”，联想已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候。
变化
早在1986年的时候，国家的各种管制就在发生松动。这种变化在今天似乎并无特别价值，但对于1980年代的联想来说，意义非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3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3节
作者： 迟宇宙
曾任电子工业部高官的于致田记得：198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山东石岛召开计算机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四条发展方针：建立以四代机为基础的计算机产业；以微型机、软件、小型机、外部设备为重点；以“两微一小”（微机、微电子、小型机）建立核心产业；发展软件和外部设备，重点搞好微、小型机产业。
在北京，国务院召开了第112次会议，听取了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考察美国电子工业后《关于我国电子工业发展方针与战略若干思考》的汇报，认为加快我国电子工业任务艰巨，各级政府应从政策上、资金上给予支持。决定把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软件和程控交换机列为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七五”期间对这四个行业实行如下优惠政策：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免征关键设备、仪器的关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究开发费；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为了招聘优秀人才，允许在试办的小型创业企业中，实行工资从优的政策。另外还决定，在“七五”期间每年拨付1亿美元电子发展基金。［2］
第一批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事业单位有151家，它们从1987年元旦起一直到1990年底将被优惠政策包围，联想也是其中的“幸运先生”。
局中人：袁保玑（3）
使用计算机还有补贴，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在1986年的确存在。就在那一年，国家开始了计算机应用补贴政策，每年拿出2亿元作为计算机应用专项款。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历史中，种种传奇成分因为时代并不久远，见证者尚存，得以保持真实性。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好像国家意图建立一个电脑的新局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0年，要追赶美国，有些迫不及待了。
代理的革命
冬天很快过去，皑皑白雪开始融化。春天转瞬到来，一眨眼工夫，青草便绿了整个京城。春天到来的时候，联想似乎也赢得了自己的春天。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电脑。那时候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了AST电脑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在美国只是一家小企业的AST因为有了联想而获得了成功机会，它曾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中的霸主，一直到1995年还在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当日电脑价格高得惊人，利润也高得离谱儿，联想自然大发其财。那一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7014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为联想布局了。
“联想与AST的合作对联想电脑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代理销售AST电脑，联想了解了电脑的内部构造，了解了微处理器和各种组件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批联想的工程师队伍，为联想90年代大举进军电脑领域奠定了基础。”［3］
“对联想来说，代理业务在其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代理业务，就没有今天的联想电脑和联想激光打印机，就没有出色的联想管理和成功的渠道管理。”［4］联想走上了自己最早的多元化之路，其结构虽显简陋，意义却非凡。
AST并非与联想合作的第一家国外厂商，惠普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与联想合作，其目的无非寻求联想为其代理产品。联想代理的第一个惠普产品是绘图仪，从此便与惠普水乳交融，结下了不解情缘。
联想那时候成立了代理部，柳传志亲自抓代理，他学会了如何做贸易。杨元庆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望。
就在联想为AST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已开始了他的布局的思考。在1987年，联想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改变历史，使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同时产生不同的结局。
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二是开发自由品牌电脑，虽然有利可图，但一无资金二无实力，又不可能得到电子工业部的生产许可，即使偷偷摸摸地干了，也会落下先天不足的毛病；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累资金，顺便了解最先进的技术，为自己建立起可靠的销售网络。
柳传志开始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优秀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他后期计划最终没有实现，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