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场“联想局”的战争。
汉诺威并不遥远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正是马雪征记忆深刻的那场：柳传志在会上声嘶力竭，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他告诉联想的员工：从1984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亿，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联想现在拥有360名员工和16个国内外的子公司和有2个研发中心、1个培训中心、3个生产基地和1个位于新加坡的销售服务中心（新加坡），以及遍布全国的34个维修站，已经变成一家外向型计算机集团。
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前景，台下的人热血澎湃，觉得理想中的新世界似乎即将到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加深了他们的幻觉。
1989年3月，联想设计的286微机准备参加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那是世界计算机行业最高规格的博览会。从3月10日开始的10天里，40个国家的3300个展团将在汉诺威展示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信技术。对于制造商来说，汉诺威因其特别地位而成为新产品、新系统进入世界市场的大门。
联想携Q286电脑和1套随机软件、诊断盘和测试卡、XT微机、联想FAX传真通讯卡参加交易会。在电脑厅进行展示的联想赢得了尊重，他们提供的电脑达到了世界主流微机水平，较之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类产品，性能既优越，价格又低廉。仅仅10天博览，他们就收到大量订单。《人民日报》记者费伟伟后来写道：
“在电脑厅，一家中国公司的仅30多平方米的小展台引起了各国客商的注意。这里展出的一种新型微型计算机，以其优异的性能、便宜的价格，把人们从参展的同类产品前吸引过来。为期10天的交易会降下帷幕时，这家首次在国际市场亮相的公司竟一举获得来自欧美等20多个国家客商的订单：整套微机2073台，联想核心的主机板2483块。”
联想的一份宣传资料说很多外商看到联想产品就兴奋，连演示都不看就要订货，因为台湾的FAX卡卖700多美元，联想才卖四百多。
联想在汉诺威获得了成功，“当汉诺威的好消息传到计算所公司时，许多人喜极而泣”。既能为国争光，又使公司声名大振，那么对成功的宣传瞬间不可避免地铺天盖地，倪光南于是以技术神的身份再次粉墨登场，承接光芒的笼罩。
光环圈耀之下，对倪光南的褒扬成为一种习惯。威声在《联想之光》中说：“倪光南属于联想集团，联想集团属于改革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烘托出倪光南的人生价值。联想人从总裁到库房管理员无不以倪总为师表，他超群的智慧，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可以从几个传奇小故事中凸现。”
1989年1月，联想Q286微机开发进入样机最后调试阶段……倪光南急得满嘴起泡，带上样机急奔机场……大年初一，刚回到北京的倪光南就和十几位同事一起，一清早就扎进测试室，不分白天黑夜地赶……他们知道，假如赶不上今年3月份汉诺威的计算机交易会，就会失掉半年时间。半年，果真就那么重要么？计算所公司的人回答：如果我们不比别人加倍努力，那就永远无法弥补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如果是别人快步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快步跑。［1］
就在汉诺威交易会开幕前3天，3月7日，柳传志向中科院递交了报告，说是想成立联想集团公司。公司名称暂定“北京中国科学院联想集团公司”，下设13个经济实体；联想集团与子公司以资金技术为纽带，实行控股管理。
一场新的变化不可避免，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中，柳传志一直维系的“计算所公司”现在将被“联想集团”所取代。放诸联想史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次变动是一个基点，一个“技工贸”向“贸工技”转折的基点。
2004年春天，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对于联想道路的讨论，有人说该走“技工贸”，有人表示理解“贸工技”。许多人扯出旧年恩怨，过多地渲染了个人恩怨在联想局中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站在企业的立场之上，如果我们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之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9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9节
作者： 迟宇宙
一封信和一封回信
1989年4月5日，柳传志给胡启恒写了一封信，他请胡启恒“并转光召同志”。头一天，柳传志向他们做了汇报，但他觉得由于时间关系没把想法谈透。
在4月4日的汇报中，柳传志对胡启恒他们说：“院领导是公司的老板，我们是伙计。”胡启恒和张弘同志都笑着暗示他们：“此刻有事了，你们找院里来了，等过去以后，还是你们照样当老板。”
“虽说是笑话，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我们已思考良久的问题。这牵涉到资产关系，牵涉到我们拼命工作的动力，牵涉到公司发展的方向。”柳传志说，“我们不打算作###，不想成为个人富翁……如果我们之间谁有了天灾人祸，其他人将对他和家属一保到底（因为我们没有把握这种超负荷运行能坚持多久）。但是我们谁都不许有成为一个资本家的要求，如果我们之间谁改变了初衷，可以好来好散，但计算所公司总经理室工作动力的出发点不能改变。”
瞻前顾后的基点（2）
柳传志发现几年来，在“民办”公司和“官办”公司运行机制的较量中，“官办”明显占下风。他觉得是责任心的原因。民办公司的领导者拼命工作，敢于冒风险，关键时刻“他们也会像话剧《日出》中的潘耀亭一样手拿着电话打哆嗦，这可能是因为资产关系在起作用，他们算过了利弊得失以后，觉得冒险值得”。
但官办公司的领导者干劲儿就差了许多。“因为他们也把利弊得失算得很透彻。累出病来只能吃劳保；出了漏子自己要承担责任。因此在为了工作而致使个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不肯挺身而出，不顾工作会受多大损失；而如果和自己私利有关的时候，适当地冒些风险则在所不惜了。”
柳传志曾分析为什么香港那么多中资公司，即使规模很大，与当地企业竞争也居于下风。他觉得至少一个原因是中资公司从职员到领导花了太多的精力去考虑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考虑存款用哪国货币利息风险小；如何将自己的家属调港工作等等。而他们的对手则全力经营企业。
“我们向院领导表明了心迹，我们不当资本家。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这几年，为了公司的兴旺，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李勤同志始终带着严重的心房显（纤）颤去工作。由于我们做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时时刻刻总是逼着自己达到预定的效果，这样人就老是处于一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状态，仿佛经常在心中压着一块石头。”
柳传志说他们常在最困难时互勉：解决难题就像是喝不放糖的清咖啡，可以说很苦，也可以说很香。如果只为改善一下生活，那就绝对不值得他们这样拼命，如果有明确的动力和目标，那么克服困难就不觉得苦。
“那么我们工作的动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柳传志写道，“当公司创建的时候是为了求生存；当基本能站住脚了，我们希望能成为科研成果转为产品的桥梁，同时我们以为得到了难得的机会，也想施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能挑多重的担子，使个人的事业心得到满足。”
柳传志表白说1988年香港联想的成功，使他们的动力有了质的飞跃，大涨其外向战略之信心。他们想实现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梦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和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事业联系起来，甚至和国家科技改革的方阵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第一件事是要院领导看到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的能力。”他说，“第二件事是要让院领导相信我们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做人的忠诚。昨天的汇报实际是忠诚的一种体现。”
他暗示其试图了解中科院领导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否被当作一厢情愿、自说自语？他委婉地表达了其担心：院领导不相信他们的能力，或者认为其此番剖###迹是在玩弄权术。他想要一个“明确的回答”，以安慰自己的内心：这么干到底对不对？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可能干成？
在信的最后，柳传志写道：“光召同志、启恒同志：您们是我们信赖的领导。‘士为知己者死’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感情因素的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昧直率地写了这封信。我们殷切地盼望着您们对我们的指示，只要是直爽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会认真地体会并用行动去贯彻。”
周光召很快见到了这封信，他在柳传志的信上写了：“请启恒转达传志同志，我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全力支持他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历史这个转折关头，能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终身奋斗，以智慧和胆略去征服国际市场，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作出重大贡献。”
胡启恒提笔给柳传志写回信，也是4月5日。写下了“传志”二字，她说：“读你的信，我流了眼泪。对祖国、人民，对党的赤子之心永远是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尽管世风日下，我们这些人心里的这一块绿洲希望能永恒地保持生机。”
胡启恒向柳传志讲述自己1978年访问了美国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以来，就一直梦想着中国有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无疑这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要求，也是我们几代人的共同梦想。”现在周光召在中科院竖起了一杆旗，旗帜上写着：中国必须有，我们决心创办高技术产业。她看到尽管中科院内已出现了几百家公司，但其目的和动机各式各样。“看到你柳传志向我们表###迹，原来你们的动力真正是我们共同的梦想、理想。要说知音的话，我看你们才是我们的知音！你们自动地走到这面大旗下，甘愿冒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这对擎旗的人是多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是同生共死的战友，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向同一个目标进军。”
有时候胡启恒会问周光召：“在中国社会的现状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想得太好了，离现实太远？”但联想和其他公司哪怕是小小的胜利，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慰，“好像在黑暗中，在荆棘丛生的没有路可走的荒原上看到我们预定进军的方向果然升起了几颗照明的信号弹那样。”
“中华民族已是无路可退了！”她说，“在我们共同的路上，来自各个方面的明枪暗箭障碍险阻还不知有多少……你们的公司，和你们这些人一起成长，将成就大事。放眼历史长河，20年后定会出现新的天地。创业者的艰辛定会伴随着最美最甘甜的成功之果。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苦难的祖国奋斗吧！”
瞻前顾后的基点（3）
写完了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胡启恒突然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