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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说柳传志他们“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的问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希望他们“能够带头走出一条道路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一条钢铁大船”，说联想是现代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
瞻前顾后的基点（7）
成立大会在海淀剧院举行，柳传志一定记得一年前联想曾在此处召开过创办外向型高科技产业誓师大会，他记得当日他在演讲的结尾说：“我希望，在一年或者两年之后，还在这个地方，我能高声地告诉大家，我们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
柳传志结出了一个联想集团公司，这是北京联想第一次拥有了“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变成了今天已被抛弃的“Legend”。柳传志多年擘画终获成功，他现在拥有了联想，拥有了北京的357名员工和香港的102名员工，他还拥有散布在中国及海外的17个分公司。
柳传志那天信誓旦旦地说要在1993年海外股票上市，要“跳龙门”。1991年，当联想在香港遭遇“黑色风暴”，巨额亏损降临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会感慨：龙门不知何处去，泥淖深处看落红。
然则，中国IT业的主角既已诞生，联想的擘画到了一个关键基点，柳传志便无法在大时代中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在被命运安排执行的这项任务中，将面临无数挫折灾难，他要付出友情、牺牲亲情，甚至要付出一半的听力，才能使联想成为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多年后，当那些人斤斤计较、喋喋不休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时，他们并不知道柳传志为了道路的选择到底付出了什么。
也有一些琐碎的音符，颤发着尖锐的噪音。它们并不影响联想在1989年开创的大局，而是成为一个零星点缀，使人们更能理解1989年的中关村往事。业务部的金刚有一次提醒人们“提高警惕，谨防被盗”，说是：
“近几个月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出现了一伙盗窃集团，罪犯们流窜于各家公司，乘人不备，偷窃作案。我们公司新门市自10月初以来，已5次被盗，先后丢失20MB硬盘二个，40MB硬盘一个、三型汉卡一套，VGA卡一块，虽然这个盗窃集团已被侦破，但我们只追回了一个20MB硬盘和一套汉卡，还有三件未找到，使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10］
瞎子和瘸子的故事
1989年11月14日是柳传志的一个总结，是他管理体系的一次完整提出。他此前面对各种媒体，零星地说出了“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有时候还会提到“瞎子背瘸子”，说起联想的“天条”，但从未如此系统地进行总结。
这是一次转折。他从自为年代向自觉年代的转折，他从“盲人骑瞎马”向“走马观花”的转折。这次转折确定了联想局的游戏规则，多年后依旧是联想“入模子”培训开篇的学习资料。
“大船结构”和“大船文化”已无须赘述，至于联想的“天条”，不过是延续公司初创时的某些约定，确立为：不许谋取第二职业，不许吃回扣，不许收“红包”，不许利用工作关系牟取私利等等。
柳传志所得意的海外战略三步曲，夸张而乖戾地说，是一种“体制创新”。
“瞎子背瘸子”则是其为联想确定的产业发展策略。所谓“瞎子背瘸子”，意即优势互补。柳传志说香港联想能够成功，即为综合3家公司优势：导远公司熟悉当地和欧美市场，有长期海外贸易经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能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和稳定的贷款来源；联想则可提供技术和工程师。“如果不是这样的合作，我们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贸然伸向海外，必然要受挫折。”
“……香港是国际贸易窗口，信息灵敏、渠道通畅，适合于搞开发和贸易，而生产基地则需要建在内地，因香港地皮、劳力昂贵……我们决定派一批高技术人员去香港成立研究开发中心，而把生产基地主要放在内地。我们把公司本部作为大本营，作为向海外进军的基地，海内外公司统一指挥，人员、资金统一调配。海内外互为依托，连成一体形成竞争力抗风险力很强的企业阵容。”［11］
柳传志他们进军海外，有时不仅需要顾及攻势力量，还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所以，任何假说都不能以一种力量做主，缺乏众多色彩，继而造成无法贯彻到底的压力。他们也不能保持一种雍容的气度，等待被打破的瞬间。他们必须通过自减来获得最大的加。
“田忌赛马”是柳传志为联想确定的研发策略。说是战国时，齐威王与田忌赛马，田忌三战三败。他后来找到孙膑，孙膑提供了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的策略，最后三战两胜，以局域的失败换取了整体的胜利。
“我们过去总想以自己瘦弱的小马，去追赶人家膘肥体壮的快马，结果越落越远，”柳传志说，“……286从技术上说在国际市场上属于中马、下马的范围，但我们一定要拿出上马来和他们对阵。就是说，公司拿出较为充裕的资金，拿出以倪光南为首的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在认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类型的286之后，我们运用先进的设计思想，选用国际通用的、集成度最高的、最新生产的元器件，使我们设计出的机器成为上乘产品，性能远远优胜于台湾地区、韩国和香港地区当地的产品。这样，我们终于挤进了国际市场。”［12］
“茅台与二锅头”策略是其为联想确定的市场策略。柳传志最初将其总结为“汾酒与二锅头”，后来为了突出联想产品的品质，将“汾酒”变成了“茅台”。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3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3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参加了好几次欧美的计算机展览会，他几乎没看到中国产品。“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地位，”他说，“因此，要想挤进去就必须优质低价。由于国内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联想286可以说达到了‘汾酒’的质量，但我们卖‘二锅头’的价。这就是我们的产品在海外具有竞争力的原因。现在我们用优质低价的产品已经在紧闭着的国际市场大门上凿开了一条缝隙，并且插进去了一只脚，最后一定会抢上一块地皮。”［13］
瞻前顾后的基点（8）
1989年11月14日，在修改讲稿的时候，柳传志删除了以下文字：
总之，我们既吸取了过去不讲经济效益，全面赶超的历史教训，又克服当年国内流行的“追赶无望”的悲观主义，以我们高超的技术、灵活的策略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进去。当然，进军海外市场不过刚刚拉开战幕，更激烈的搏斗还在后面。只是回头看，一年多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试探着下了几个棋子儿，眼下兵马未伤，棋势相当好看，令人跃跃欲试。［14］
有时候柳传志会想起他们在香港“准备卖掉汽车退掉房子，捋起袖子，重打鼓另开张”。他们曾如此压抑，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到底是把手榴弹捆绑起来一起生存下去，还是一声巨响、同归于尽。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沉湎于感情化的记录中，表彰我们生活范围之狭窄。在1989年这个适宜的瞻前顾后的基点，我们重新反思一遍，会发现经过重新梳理的联想局，有着独特的价值。
我们今日来看柳传志布局时的联想充满生气，又兼种种宣传造成了莫大的影响力。当时所见事实或许有所出入，放诸20年的历史当中，则发现迄无一个环境可以永恒不变。正以其不停变化、互为表里，联想局才充满了危险与机遇，也才得以深刻改组，获得更大的空间。在20年的历史之中，必须有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出现，将刹那的光阴编制成永恒的光辉。
【注释】
［1］《走向汉诺威》，费伟伟，《人民日报》，1989年。
［2］两封信均来自联想档案。
［3］《学习邓小平同志讲话，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计算所公司党支部，《联想世界》，1989年6月30日。
［4］、［6］、［7］、［8］《中港精诚合作，共同走向世界》，吕谭平，1990年7月，联想档案。
［5］《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9］《联想之光》，威声。
［10］《联想报》，1989年12月30日。
［11］、［12］、［13］《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柳传志，1989年11月14日，联想档案。
［14］同上，原始讲稿。
局中人：张祖祥（1）
张祖祥在香港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每天都开车到山顶锻炼身体，每天他都要爬一个山坡。有一天他开车往那边走，对面过来一辆车。“猪！猪！猪……”他气愤异常，大骂一声：“你才是猪呢！”等他拐弯时路上突然蹿出一头猪来，他来不及反应，把猪给轧死了。原来人家提醒有猪小心，他还以为人家是骂他猪呢。
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柳传志。“反正守着柳传志，你耳朵不会清静，他不断讲，”张祖祥有一次说，“他讲的所有事情，除了偶尔会有一段两段笑话，剩下就是公司的事。可以说他的心血整个都倾注在这里。”
张祖祥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大连长大成人。他1962年在计算所开始其工程师生涯。离开计算所前他是八室副主任。八室搞微机，有时还搞机房维护。说是搞微机，但真正的计算机他们难得见上一眼。
张祖祥的运气还算不错，1980年国家科委进口了一批微机，他第一批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了，回到计算所后他就变成了“先知”，在国内到处讲课。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翻译一些资料、开发一些系统。
这时的中关村，“两通两海”已小有名气。更早的华夏，是系统物理所陈春先教授访问硅谷后创办。陈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但他的华夏始终没有变成一家大公司。张祖祥曾在华夏做过技术顾问，他对陈春先还算推崇：“他应当属于办公司的一个先驱，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开会，都把陈春先老先生请去。”
柳传志有一天找到张祖祥，他递上了烟，抽了两口说：“所长要拿20万办一间公司，老张，咱们一起干。”张祖祥记得柳传志那天与他一起坐在小楼梯旁，拿出的是带锡纸的“香山”。他知道这烟三毛七一包，很贵。他们平常抽不起这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觉得奢侈，有时候还只能拿烟丝“卷大炮”。柳传志的邀请既然发出，又抽了人家带锡纸的“香山”，张祖祥便“欣然答应”了。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