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知道人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代表三家股东利益，它们各出100万。既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还要维护投资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处理？我没法处理。”
他知道金燕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但他内心已存顾忌，便不再动摇，金燕静再三邀请，他再三婉拒。有一个寒冷冬日，金燕静推着自行车游说他，他们在中关村转了三圈，他都未尝动摇。
“后来信通走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走私是整个总经理室的决议。”如果张祖祥做了信通副总经理，他肯定会跟随金燕静锒铛入狱。他有时会感到万幸，有时则为金燕静鸣不平，觉得那是大时代造成的结果，却仅由金燕静来承受。
“当时市场转型，游戏规则却没更改，只有按旧规则来做。当时管得松，好多公司都走私。走私违法，不走私便得退出游戏。这是一种改革下的冲突。”
但是，信通跨了，金燕静入狱了，张祖祥到了联想，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有一次说自己欣然应承，还因与柳传志的熟稔。他记得柳传志小他5岁，他属兔，柳传志肖猴，刚到计算所时是一位英俊少年，“看起来非常邪乎，见面就笑嘻嘻的，两个大虎牙，特好”。“四人帮”倒台后，柳传志在台上做的一次发言极为精彩。
“柳总年轻时就善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见面我们打个招呼说说话，越混就越熟。”他说，“我想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可以不考虑人际关系。我可以逐渐学习市场，不会在这个过程里被人打倒，弄得我最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事实上，张祖祥早已厌倦了研究室副主任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要忙些与技术无关的事务，有时一些工程师为了分一个煤气炉也要在他面前哭闹半天。“我那时候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烦心，觉得时间不是真正用在业务上。”
既然三人达成一致，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计算所拨了20万元，买马是买不起了，好在计算所兵多，随便拉来一个，在1984年冬天都能派上用场。技术骨干虽然不会轻易到联想来任职，但没甚前途的人则或许动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1个人，”张祖祥回忆说，“我们开了一次会，就决定要成立公司了。”
张祖祥与柳传志一样，知道那因循苟且的中关村，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艰难危局。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更无法为自己的希望重新厘定疆域，划分沟洫。他们只能踯躅于“十八相送”的路上，来来往往地寻找出路。
他们后来终于捞到了为科学院500台IBM微机验机、培训的生意，付出“蚂蚁搬家”的辛苦后狠狠地赚了一笔。汉卡也很快研制了出来。李勤倒是聪明，他动员科学院的500台IBM电脑全部都装上联想汉卡。他召集人马到科学院里宣传，做演示。那些人都懂技术，见汉卡技术不赖，便全部配了联想汉卡，使联想又小赚了一笔。一直没发奖金的联想，也在1985年6月第一次发了30块月度奖。
公元前522年，郑国著名的子产临终前说：“唯独非常有才德的人才能靠宽纵。其次莫若使用猛力。你看那火，因为它猛烈，所以人人见而畏惧，因此死于火的人很少。但水，因为它看似柔弱，人人都去狎弄，故而死于水的人很多。”
局中人：张祖祥（2）
联想早期管理，人情上宽纵，人事上却使用猛力。张祖祥记得公司初创时柳传志有一次说：“大家办公司，一定不能吃里扒外，不能拿回扣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公司天条，谁违反了天条都请出公司去；我们的子女不能到自己公司来；有问题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能在下面搞小动作。”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4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4节
作者： 迟宇宙
但柳传志后来对倪光南不惟人情上宽纵，人事上也宽纵起来，终于酿成大祸，差一点断送了联想和自己的前途。这是题外之话。
柳传志曾问过张祖祥他们：“我们是船长还是船主？”那时候他们都默然不语。柳传志说：“我们是船长，那船主是谁呢？是国家。既然是这样，违法的事情我们不做。”张祖祥对柳传志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知道若无当日的这条铁律，联想难免走上信通老路，柳传志、李勤和他难免落个金燕静的下场。
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张祖祥是联想第一个被罚站的人。那时公司没什么纪律，张祖祥有一次开会迟到，柳传志虎着脸说：“你怎么坐下了？不能坐下，你迟到了得罚站一分钟。”张祖祥马上就站起来，他觉得委屈，只是为柳传志权威计，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会议停止了，讨论变成了安静。有人在看表，看够不够一分钟。张祖祥站在那里，异常严肃。一分钟到了，柳传志说：“请坐吧。”他们便接着开会。
开完会后，柳传志找到他说：“张大哥，你不介意吧？”张祖祥说我不介意。柳传志告诉他，办公司总该有个规矩，以后不管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要罚站一分钟。后来柳传志也被罚了几次，其中一次电梯出了故障，大家都准时去开会，没有人知道他被困电梯里，他叫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把他揪出来——可他照样还得罚站。
罚站只是联想的特色管理之一。张祖祥说，柳传志当日还严令，下属找到他们总经理室，他们要先问一问：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总经理讲过？他是怎么决定的？柳传志担心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造成总经理室成员的矛盾。
1987年，联想在中关村大街上谋了一个门脸，柳传志叫它“新门市”。新门市的装修由张祖祥负责。楼上挂了一个牌子，用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与四通比牌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张祖祥说：“四通那个牌子搞得太大，把我们的二楼窗户都挡住了，为这事我跟四通那个副总还吵过架……搞得周院长反复协调。”
他们早期做汉卡时通过一个香港人进口元器件，后来也进口了一些微机。柳传志想：海外微机的价钱到底是多少？代理商的成本和利润到底有多少？他告诉张祖祥：“我们假如能够走出海外信息畅通的话，我们的利润就可以扩大一些。”
他给张祖祥举了个例子：他们从代理商那儿买机器，代理商拿15％利润，他们再加价15％卖出，那总利润就超过30％。假如他们在海外办一间公司，代理商15％的利润便由海外这家公司获得，联想的总利润就可扩大。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些产品拿到国内来，”柳传志说，“为将来我们走向海外铺垫一个基础。”他们觉得柳传志的主意不赖就讨论起来。柳传志因为天天思考，每次给他们“洗脑”都要增加点内容，补充些细节。
“他先给你讲一遍，过两天他再给你讲一遍，他就像热水器、粉碎机。他把话零零碎碎地给你讲，给你讲热了，就开始执行了。”张祖祥说，“最后讲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讲了三步曲，越讲越像那么回事。”
张祖祥对柳传志的嘴皮子功夫大感钦佩，他说柳传志总是通过“磨嘴皮子”把别人磨倒，达到目的。“他走路讲，到哪儿都讲。有一次王树和要到香港，李勤知道柳传志爸爸爱吃小米，就弄了一包小米，跟柳传志俩骑自行车到王树和家。他们路上聊得起劲，到了王树和家一看：小米没有了，骑到半道丢了。”
既然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步曲，联想便开始准备。张祖祥想到了香港导远，那是吕谭平、吴礼益的公司，在柳传志、张祖祥他们心中留有不错的印象。
张祖祥讲了一个故事。最初吕谭平他们在民族饭店有一间驻内地的办公室，张祖祥因为业务上的往来就跟他们混熟了。吕谭平到了北京，柳传志就与吕谭平在联想的小食堂见了个面。“刚一坐下，柳总眼尖，一眼看到筷子上粘了个死苍蝇，马上就把这个苍蝇拿掉了，换了一双新筷子。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互相都有了解，觉得这人还不错，大家就合作起来了。”
有一天柳传志在路上拦住了张祖祥说：“老张，给你谈点事。咱们要去香港建公司，想派你去。”张祖祥说：“柳总，那可不行。我这个人不精灵，又不懂香港话，弄不好叫人给骗了。”柳传志说：“没关系，你去。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派你去我们才放心。”张祖祥数了一下公司的人头，知道柳传志跑不开，李勤负责内地业务也渐入正轨，公司只能派他去了。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香港筹建香港联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将在那里度过多长时间。
柳传志在春节前也到了香港，他与张祖祥和吕谭平一起去为新公司找房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破败的柴湾，在那里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办公区。他们之选柴湾，是因柴湾系偏僻的工业区，房价便宜；别处他们也买不起。
局中人：张祖祥（3）
他们将柴湾的办公区稍微装修一下，便正式成立了香港联想。他们装修的时候还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他们设计的桌子比裁缝的桌子还高，全部弄成了白色，怪模怪样。中国的风水学上有讲究，说什么“面水背山”的风水最好，财源会滚滚而来。那个风水先生说：“今年你不会低于500万，低于500万你砸我的牌子。”第一年，香港联想的营业额果然超过了500万。后来柳传志再也不敢请风水先生，他害怕搞不清楚到底是战略起作用还是风水先生起作用。
既然生意兴隆，吕谭平和张祖祥便开始买房子。他们在柴湾一层一层买，最后把柴湾的房子买了一大半。他们运气不坏，每次买下房子，柴湾的房价就会暴涨。有一段时间，吕谭平和张祖祥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又拜天又拜地又吃乳猪。
他们先做AST的代理，到了1988年底便涉足制造业。他们与Quantum合资生产线路板。当日他们每卖一块主机板就要亏损一个美金。他们忍了。在那段“联想史”中，张祖祥明白了研究出成果和真正出产品不一样，商品要保证质量好。“为什么现在的联想能生产如此质量的机器，那是经历了一种痛苦过程。”
板卡生意越做越大，联想的形象慢慢高大起来。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了。“上市那年不错，挣了8000多万，上市以后第二年就出现了问题。”
那是联想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亏损，那一场大亏损直接导致了联想整合。张祖祥说大亏损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决策失误”。他推卸不了责任。
张祖祥有时会想起1980年代末期的时代背景，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游戏规则有时还是计划经济。生产计算机必须得拿到许可证，没有“批文”什么都干不了，联想绕了好大一个弯才“曲线救国”成功。
那时候走私普遍存在，如果不走私，微机价格便会高得离谱，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