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长串漫漫旅程中，时间和时代最后造就了柳传志。我们今天无从想像其在勇敢果决背后的恐惧、孱弱、愤怒和紧张，但若我们假装一切都没发生，显然是有意忽略了历史的细节，过分美化了已经变成半个神的人物。
我们只能猜测，曾受到###主席接见的这位商业领袖是如何度过了他的1990年，如何因需面对一个无足轻重的孙宏斌而感到内心惊慌时，我们就会理解一个企业的成长到底要经过多少偶然及挫败。
【注释】
［1］《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泉。
［2］《李勤常务副总裁在干部培训班总结会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3月22日，联想档案，绝密。
［3］、［4］、［5］《柳总在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3月19日，联想档案，绝密。
［6］《总裁致子公司员工的公开信》，柳传志，1990年4月8日，联想档案。
［7］《李勤常务副总裁在财务部全体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0年9月，联想档案。
［8］《继续加强分公司建设，开拓全国各地市场》，郭为，1990年11月17日、18日，联想档案。
［9］、［10］《柳总在联想集团全国分公司经理人员培训班上的讲话》，柳传志，1990年7月14日，联想档案。
［11］《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12］、［13］、［14］、［15］、［16］、［17］《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柳传志，1990年10月6日，联想档案。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1）
“老的那种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如今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坏，而他又愿意陷入回忆，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孤独、绝望和正在进行的漫长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乱的道路，后面则漆黑一片。我们可以略微想像一下，一个习惯于演讲的鼓动者突然失去了听众，他到底会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还是寂寞无助的一个可怜虫？
“一天一天，在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你每一天都完全一样，你往回看的话，一年过去和一天一样，但是过一天也跟过一年一样。我觉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统一了……那两年，我每天，每天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而漫无目的的人生。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个时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柳传志说他“不住楼上楼就到楼下搬砖头”，他则称“是柳传志造就了我”。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9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9节
作者： 迟宇宙
他优柔寡断、感性永远多于理性、脾气急躁、懒惰……他承认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别人减掉，但现在他是加法哲学最忠诚的奴仆。正是加法哲学，正是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这个充满无数偶然性的大时代，让他成为出类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临邑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像个平凡的生灵，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武汉水电学院读完合流力学动力学后，他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计算流体力学专业。经常性陷落到高精度紧致方法、网格技术中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清华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3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在学术上他已经干得不赖，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10年20年也就这个意思”。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鱼龙混杂之地，猪还在村庄周围嚎叫，杂草依旧覆盖着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权力者们正在自己的剧场上踌躇满志，信通的金燕静尚未东窗事发，四通的###亦未潜逃海外。“那是真正的冒险家乐园。”有人说。
“下海”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孙宏斌说：“其实下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那是真正的下海。那时候包括我、郭为、陈恒六，包括郭为、元庆这一批人，下海还是学做生意……在我们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学历低的多，计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为在所里做得不好，联想下海的这帮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设备的。做大型机的人，不会走的……”
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下海”，依旧需要点决心。能够让孙宏斌放弃乏味但体面的学术生活，开始冒险家生涯的，不是一种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焦虑：“我觉得做生意最起码看不到头，而做学术能看到头，最多就是高级工程师，或者弄个教授当当，一眼就能看到头。你基本上能看到你60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当了所长，当了院长，都能看到头。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面都是未知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将来会怎么样……”
是的，孙宏斌几乎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拥有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这巨额财富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至少要越过一道监狱的大门。
偶然入局所造就的冲突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时势造英雄，就是因为时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联想事实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说。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看到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此前并没有关注这家公司，那时候真正一时风云的是“两通两海”。他拨通了招聘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他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会，陈恒六似乎对其背景颇感兴趣，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他踌躇满志，却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而招聘他走进这家公司的陈恒六也同样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陌生人产生丝丝缕缕的纠结。
曾经局中人：孙宏斌（2）
1988年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内部会议上描述为“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1］年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引爆它的导火索，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得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2］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唯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与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做各种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破坏其布局。他不是牧羊人而是耕农，他不能容忍孙宏斌成为田中的稗草。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