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家。黑色风暴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到了我们香港联想，在四五六七短短三四个月之内，我们赔了1700万港币，一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1］
英特尔和AMD掀动的这场风暴可谓是一场灾难。柳传志说联想在黑色风暴中赔钱的直接原因是他们从黑市上大量购入了CPU芯片。他们疯狂采购芯片的那几个月，全球的CPU芯片供应商只有英特尔一家。其为获得最大利润，通行的做法是把芯片生产量控制在常规需求以内，然后通过代理给电脑厂商以配额。一些小电脑厂商得不到配额便只有到黑市上去买。联想开始生产自己的386/SX主板时，曾经邀请英特尔前往考察，英特尔倒是去了，看了半天却没看上他们。
1991年初，吕谭平从黑市上买了一万多片够一个月用的386芯片。“但是到了这年3～4月份，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时杀出了一个AMD公司，也能生产各种芯片。英特尔想把它赶快扼杀掉，就拼命地降价，结果AMD也相应降价。两家都急于降价，在黑市上芯片由195美元在一二个月内突然降到50多美元。这本来是好事，但因为我们有库存，如果一片赔100美元的话，加起来几个月之内1700多万港币赔出去了。”［2］
芯片采购是吕谭平犯下的致命错误。周晓兰说吕谭平参加订货会，客户将其意向进行备案他便以为是采购订单，以之为标准采购，最后造成了巨额亏损。
柳传志后来说，是“恪守信誉、用户第一”使他们走出风暴眼。这是幸存者的骄傲。这位幸存者后来分析说风暴到来时，他们一直思考要不要顶住，能不能顶住。他们考量了贷款和流动资金，觉得3000万港币内的亏损“可以稳得住”，超过3000万便只能“刹车”，因其当日海外资产总计不过3000万港币。
1991年9月，柳传志、李勤和吕谭平在泰国开会，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他们开会的间隙，听说泰国“四面佛”甚是灵验，三人便去各自烧了一炷香，许下了自己的心愿。柳传志的心愿是请“四面佛”帮助他解决黑色风暴带来的大亏损。事后他笑谈说“四面佛”果然灵验，不到三个月，局势便开始好转，积压的板卡重新赢得了市场，财年结束时，QDI业务居然赚了1300万港币。［3］
后来柳传志有一次对人炫耀说：“情况一度相当紧张。但是，几个月以后，在1991年的圣诞节联欢会上，香港联想集团宣布，我们不但已经平安度过了这场全球性的灾难，而且营业额超过预定5亿港币的年营业额的60％，达到8亿港币。年初每月生产销售2万块板卡，年底每月销售了近10万块板卡到欧美各地，数量增长之快超出预料。12月一个月的营业额高达亿港币。这些数字表明，香港联想集团在一场来势汹汹的竞争风浪中，已经初步站稳了脚跟。”［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4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4节
作者： 迟宇宙
不惟如此，香港联想最终的年度营业额超过了9亿港币，他们用数字向英特尔示威，亦使香港电脑界与香港政府生产力促进局感到震惊。当日全世界PC机销售量约为1500万台，若以联想每月板卡产销超过10万块计算，则全世界每10台电脑中，便有一台使用了联想的主机板和扩充卡。
形势似乎不错，但柳传志却要迎接新的痛苦。从1992年圣诞节起，美尼尔综合征开始折磨他，使他终日不得安宁。
风暴（2）
历史曾经出现切面
3月3日对于3个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日子。他们是贾绪福、郭为和王平生。他们在那一天成为联想集团的助理总裁，与柳传志、李勤、刘金铎、毕显林、胡靖宇、蔡树永、倪光南并列为总裁室成员，跻身联想高层之列。后来要扮演“关键先生”的杨元庆尚未出现任何入局的迹象，马雪征也还未听到柳传志对她说要“从扫地做起”，朱立南依旧晃荡在Quantum，但似乎并不受到重用。
稍早前柳传志有机会在科学院科技开发工作会议上做《既作“船主”，也当“船长”，办好高技术企业集团》的报告。他向周光召承诺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台湾宏电脑集团当日的水平，“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的话”。宏在台湾电脑公司中排名第二，营业额是亿美元，联想营业额恰为其零头，正好相差9倍。柳传志说：“我们认为10年左右达到亿美元这个目标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得不加快修改目标的脚步，才能使自己看到更远的远景。
尽管郭为获得了权力，但李勤显然不认为他带领的业务二部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4月的一次培训中，他开场便劈头盖脸地训斥他们不是按照联想的模子做，而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做。他说早上大家一起去吃饭，他坐的那桌零零星星，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走一个。那一桌坐的都是业务二部的管理者，李勤形容其吃饭与众不同之处是“饭桌上东一块西一块，这啃半截，那留一半”。
“我们的这支队伍是不是就这么发展？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是小事，认为因为前一天晚上谈心谈工作了？但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好像不在这，是在我们心中到底是把自己归置成什么样。就说说今天的吃饭和作息时间，再想想前几天的开会，第一天第一次开会，业务一部、二部在一起，当时柳总点的睡觉的人，实际上咱们二部最多；就是前几天开一、二、三部的全体人员大会，二部都有睡觉的，刘副总讲话时下边讲话的也是二部最多，这就是我们的作风。那么什么叫模子呢？我们应不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模子来做？”［5］
李勤常务副总裁遵循管理的惯例，希望以严格和步调一致来约束联想，把联想“办成一个半军事化的企业”。事实上，多年来他始终如此。在“孙宏斌事件”发生前，他极其严厉地训斥了孙宏斌和老贾。孙宏斌出事后，他亦毫不犹豫地站在柳传志身边，尽管他欣赏孙的才华并曾适时地表示出他对孙的好感。
在联想，李勤就像柳传志的影子，有时他们的位置则颠倒过来，柳传志似乎又像李勤的影子。他们是联想的灵魂，尽管多年来他们一个被印刷术、无线电波和数字技术塑造为神，另一个则长隐于幕后扮演着无名英雄的角色。
与柳传志“仲裁者”的角色不同，李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官”和“部队长”，他从不允许他的队伍打仗的时候少，撤退的时候多。他习惯于论功行赏，严苛地解除懒散者的职务。这一点他与柳传志不同，后者喜欢看到一个人能否最终成长为“领军人物”，前者则希望经他手造就的人甫一出场便能立即有意愿改变现状。这两个人性格互补，恰好成为一对传奇的搭档。
就在他训斥业务二部高级经理们前，郭为已经说过要明确作息制度，“是几点熄灯就几点熄，是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到哪吃饭围成一桌就围成一桌，像个吃饭的样子。然后工作时整整齐齐地来工作，这样的工作才有一个精神头。”
作为一个天生的实践者，李勤相信联想先前的所有策略都是正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成功了”。他反感那些谴责其生硬、老土、理论性不够强的家伙，他告诉他们，那些策略为公司发展立过功，他们无论如何都觉得特别亲。
他要求那些家伙们必须相信他们说的话。“为什么非常关心这个？实际上这就是模子。你们信总裁说的，总裁说了你们就办，这也是做了一个表率，等你对总裁发牢骚，下边就对你发牢骚，这就形成不了一个核心，上行下效嘛！”［6］
对业务二部和分公司的训斥持续了至少3个月，如果以训斥孙宏斌的1990年3月计，则整整持续了至少15个月。直到1991年7月26日，李勤还指责那些分公司总经理。他说他们不会过日子，“一个家庭过日子，最怕的是不会过日子，糟蹋东西”；说孙宏斌“是组织一批人有目的、有手段地挖公司的肉”，现在则是有些人千方百计从公司挖点东西、占公司的便宜；说分公司费用漏洞很大，已经形成一种不吃白不吃的气候，“原因主要在干部，有积极性，但欠缺经验，一不懂管理，二不知如何创的家业。”
他的指责有数字为依据，子公司各项招待费在第二季度已占营业额的8％。他感到震惊：“利润又有多少？预算时都争费用，好像不花白不花，没感觉到花多了是危险，是耻辱，会培养一批蛀虫！”
郭为似乎应该为此负责，他自己承认“签字时看都不看”，因为费用的问题，他此前此后多次遭到柳传志和李勤的严厉斥责，其中有一次李勤暗示他执法者自身出问题是对制度本身最大的讽刺。
李勤老是觉得分公司实际上是在吃贷款，本没创造出什么利润。究乎个体似乎不怎么对头，整体上看来却又确实如此。他警告那些“吃货”说：“公司没钱，大家也没好处，只能减人、减工资。”他要“吃货”们清查费用，“有问题的自己要主动说，要以教育为主……但对执迷不悟、要挖公司肉的人也不客气。”
风暴（3）
如果郭为对那一场训斥记忆足够清晰，那么他一定还记得李勤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联想面临的严峻形势。“黑色风暴”使他们痛苦不堪，好多公司倒毙、清盘；在中关村，金燕静因为信通走私而锒铛入狱，这是一个对“战略失误”的警告；政策、商业和管理的风险依旧存在，他们就像夜空中的乌鸦，不时地盘旋于联想的头顶；库房开始出现积压，有人推诿说是孙宏斌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和柳总认真研究过，公司如由于积压和管理出现危机，我们决不会冒犯法危险，宁可裁人，”李勤说，“并不是风险已到崩溃地步，但也决不能再发展，要把库存闸口关住，谁把库存推出去，谁就是英雄。”［7］
郭为有机会成为英雄，事实上他已经多次扮演英雄一角。但分管业务二部的漫长岁月，他虽然获得了权力，却并非生命中愉快的经验。他干得不坏，但最终成为英雄的，是比他晚几个月进入联想的一个同样年轻的家伙。
后者的登台表演，还要等3年时间。3年后，那个叫杨元庆的家伙剖开了历史的切面，使联想史朝着一条似乎无法更改的线索走去。他同时也成为联想局中的关键人物，人们总是喜欢称呼他为“中国IT业的领袖”。
该毙人的时候就毙
柳传志和李勤在7月13日召开过一次联想的全体职工大会，8月31日他们又折腾了一场。空气炽热如火，他们停顿了全部业务。所有人都感觉到一定有大事发生，柳总一定有话要讲。
柳传志的确有话要讲，他不曾料想“黑色风暴”竟如此可怕。他在4月7日的1990年总结会上说，管理公司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绳之以法”。他还援引周光召为《联想之路》所写序言中的一段话激励员工：“进军国际市场，绝非易事。但我相信，你们这条用理想和意志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