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柳传志第一次于公开场合提出10年后亦即2001年交班，也许当日他传递的只是交班信息，但2001年联想完成分拆，杨元庆和郭为各自走上命运的路，模糊的信息最终变成了清晰的现实。
“目前，我们是大写意，靠大写意就能赢人家，”他颇为感慨地说，“就像打桥牌一样，我们会打，属战略型，对手不会打，就靠这个赢；到香港，对手也会打，而且每张牌都记得清，并不只靠大的格局。我在海外有这个感觉，如果这个地方赚钱，你往那儿一站，马上就有人跟过来。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只有你在那里赚钱，实际上那儿已经站了一大片人。我们在香港的职工‘入模子’比这儿更难，难的原因是IBM待遇比你们高，HP待遇比你们高，凭什么到你这儿来‘入模子’？只要在你这儿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员工就行了……我们不要把现在的难处看得难得办不到，在中国没有办不到的事。”［12］
在9月11日，柳传志说“香港最近要有一个大动作，我15日一定要回香港”。他们的大动作就是到泰国商讨如何应对“黑色风暴”的后遗。
柳传志来不及回忆这些，在那些如烟往事中有一些往事并不如烟。譬如那一年很多人到联想参观。体改委副主任张彦宁在3月13日考察了四通和联想时，四通提出了完善股份制的要求，李勤则代表联想提出给予其进出口权和列入国家重点企业集团的要求。
张彦宁告诉李勤：“按道理，高技术企业进出口与别的老进出口企业不打架，无矛盾，应给其自主权。国家搞重点企业集团，主要目的是搞活大中型企业。除了国家重点企业集团，其他集团也可以搞好。联想集团不一定要列入国家重点，但可以考虑做国家体改委的试点。”［13］
4月中旬，国家计委和机电部的几个司长又来到联想。技贸中心5月11日开业时，宋健参观了联想营业厅，宋健询问了联想的生产情况，对李勤说：“新华社分社认为联想是，第一的称呼，他们给了你们很多爱护和支持。”胡昭广说陈希同市长是很支持这件事，在常委会上经常表扬这点，说，“好，打外向型！”
陈希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本事的。
宋健：是有本事，他们说我们不会做买卖，学啊。
胡昭广：他们还不够大，在我们这儿（注：海淀试验区）排第二，要争老大，他们有信心。［14］
可能为了应付“黑色风暴”，联想邀请中国银行行长王德衍和副行长雷祖华带了8名下属7月3日到联想访问。那一天，周光召告诉来访者IBM主要靠银行系统的应用开发得以长期发展，王德衍则告诉他们，联想要发展，只要有“信誉第一”四个字，银行一定会全力配合。
5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在技贸中心会议室里对柳传志、李勤他们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胡启立鼓励他们：“你们整个的目标很好，我很赞成。你们在2000年赶上宏，我看是应该这样做。中国应该有自己的IBM，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你们走这个路很有志气。”
胡启立并没有以官员的身份与柳传志他们对话，他事实上更像在谈心。他推心置腹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苦恼和困惑：
“我们计划工作的同志们常常苦恼，机电部的同志也常在一块探讨。计划工作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有计划半天，定点支持，然后定了，下面是政策倾斜，给优惠，给资金，结果越做越起不来，而这边根本没人意识到，没人管它，结果它自己发展出来了，冲破了重重困难，面向市场起来了，生命力还田鳖旺盛，长起来了，联想集团就是这么个例子。我们这边政策倾斜，注入了资金，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呢？原因是有靠山，反正这碗饭是给我们的，我们一个人吃，别人不能吃，没有竞争意识，也没有危机感——保了，这边我们给保起来了，那边我们没有保，它就拼命地挣扎。它要自己去自我奋斗，否则的话没人给它做底。它就要拼命干。”［15］
那一天胡启立告诉他们以后支持发展比较好的企业一定要用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去管企业，恰恰相反，而是不管它们，“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因为“一管起来就管死了”。他告诉他们，机电部再也不会有“亲儿子”和“干儿子”，说要采取一些新的手段来保护民族工业：
风暴（6）
“比如一个小孩。我们希望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将他放在恒温间里，一点冷风也不吹，结果长得挺好，但一出门就感冒。那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去锻炼，让他经风雨见世面。但这是有限度的，为防止他淹死还要给个救生圈，这样锻炼才能成长。”［16］
柳传志今天已不能回忆起当日的激动心情，但他肯定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巨变。没有人知道这巨变将在哪一天发生，但它似乎一点都不遥远。他们一代人为之努力的一切，似乎因为时代和观念的冲突被放大了千万倍，分成了若干个层次，在理智与情感、附近与遥远、内与外，和平与暴力之间徘徊，现在它终于能够获得一次新的机会的遮蔽，去迎接一个新的命运了。
联想局似乎要发生转折，似乎又要发生冲决。柳传志似乎应该兴奋不已，也似乎应该无动于衷。多年来他经历了太多，他知道国家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到来的时候，谁又能明白他内心的真实念头呢？
【注释】
［1］、［2］《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黑色风暴？》，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7。
［3］参考《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4］《在海外打市场的一点体会》，柳传志，联想档案，A01…1991…8…8。
［5］、［6］《李总在91年业务二部高级管理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李勤，联想档案，A01…1991…8…16。
［7］《李总在业务二部落实岗位责任制、消灭库存积压总经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勤，1991年7月26日，联想档案，A01…1991…8…19。
［8］《变化》，凌志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9］、［10］《柳总讲话》，1991年8月31日，联想档案，A01…1991…8…5。
［11］、［12］《柳总对管理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柳传志，1991年9月11日，联想档案，A01…1991…8…6。
［13］《经济改革》第13期（总第135期），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4月5日。
［14］、［15］、［16］联想档案，A01…1991…6。
平凡一年的插曲（1）
官方资料显示，联想史上的1992年全年都无大事可叙，各个公司歌舞升平，虽然也不时会有坏消息传来，甚至能使柳传志和李勤感到烦恼。联想重要的史料汇编中都不曾出现1992年文献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为1992年画下的蓝图和事后对于1992年的评价。1992年，在联想的历史上只是平凡的一年。
然而，既然中国局在那年发生重大转折，那不平凡的一年一定会为联想局深埋下转折的种子。它们就像一团团地火，压力无法阻挡时，它们便会喷薄而出。
中国局的转折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7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在1月17日安抚联想老同志说要从个人角度去考虑其房子、劳保和职称诸方面的想法，从公司角度考虑个人与公司之关系及区分骨干与一般员工。
柳传志说这番话那天，农历是腊月十三。这个日子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一位叫邓小平的老人，他两天后出现在深圳。一篇著名的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那一天说：“一月的鹏城，春意荡漾。”这个故事也就变成了“春天的故事”。
《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有一天经过广州的一座幼儿园，他听到有几个小朋友在练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和“欢迎邓爷爷”。他立即意识到邓小平可能出现在广东。他虽然没敢贸然行动，却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将发生重大转折。
后来中国局果然发生了转折，因为邓小平说出了咄咄逼人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去珠海的一艘快艇上，他又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大人南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开始成为一句口头禅。我在一本书中写道：
一首叫做《春天的故事》的歌曲绘声绘色地表达了某种热烈的情绪，当年高考的时事政治也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目，中学和大学的政治教科书旋及进行了修改，一切都按照邓小平既定的计划前行。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从此对比尔·盖茨创业传奇的万众传诵，对一个微软拓展其全球帝国时所显现的强大与光荣的尊敬，和“起来，抵抗微软”的某种民族情绪始终笼罩在软件业。［1］
这场由伟人发起的形势逆转，其背后是广泛的社会情绪，是民众的势能。这场观念上的逆转迅速演变为一场思想上的解放，继而演变为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局开始转折，开始向一个看起来似乎更美妙的方向行进。
重压下的一个春天
1992年春天看起来很美。2月下旬，柳传志有机会大谈其创业体会，3月12日，联想则在龙泉宾馆开了一个“务虚工作会议”，联想历史上叫作龙泉会议。
柳传志告诉那些年轻人联想面对全球化所要采取的策略，就是要抢碗里的饭，做软件和激光打印机，还要搞房地产，实行股份制。他还特意分析了股份制的好处。联想“公司大事记”后来总结说其在公司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公司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内部管理上，都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总结倒也没什么不妥，却忽略了柳传志最关键的关键词——“股份制”。那是柳传志第一次抛出“股份制”之说，他从此再未改变他的初衷，在经历了“拐大弯”之后，终于在2001年拿到了产权证，明确了科学院持股65％，员工持股35％的比例，成为股权改革的典范。后来很多国企进行股权改革都试图参照“联想模式”，迄无成功之案例。他们垂头丧气，但若他们知道柳传志为此耗费了10年精力，步步为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