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要投资的人认为他们投一块钱和我们的一块钱一个价，我们可不这样认为，我们要的是我们投一百万，最起码等于你投一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的声誉在那，经验在那，这些东西国外非常理解，只要股票一上市，一块钱股票外边要二十块钱的时候，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咱们怎么舍得我拿一块你拿一块咱们对半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0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0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他们赖以与投资者谈判的资本，除了联想的业绩与声誉，还有其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他有时候会教育那些“干部”说：“我们跟银行贷款又不是贷不下来，而且我们目前没有冒很大风险。”他告诉他们，等联想股票上市，资金立刻会有“大量繁殖”。
他们曾设想让国家投资，但中关村的现实有时却让他们不寒而栗：“……国家投资，投资不好，钱花糟了国家也不问，国家历来如此，钱花大了花赔了一点办法没有，你要赚了钱，国家不但要要，而且要派检查组之类的，那咱们就别干了，所以按股票上市你占多大席位那都好说。”
1992年，因为邓小平的南巡，《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变化》描述说“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柳传志和李勤都明白，一旦联想在深圳上市，其知名度会远远超过广告所能达到的效果，而公司影响力“对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柳传志曾说：研究成果再好，如果公司名字没人知道，人家就不信你，产品就卖不出去。
“所以公司的知名度确实是一种非常大的财富。一个科技公司股票能上市，感觉会大大不一样，而且会促进香港股票上市，还内外互相呼应，公司的气势一下子会跳上来，”他说，“实行股份制以后，公司职工还可以根据贡献，根据具体情况分股，这样就会更好地将个人利益跟公司结合起来，说5∶3∶2分成叫核裂变，这个就是核聚变。”［1］
仅仅让股票上市显然不是柳传志最终的目的，让鲤鱼跳过龙门只是联想成长中必经的一站。他一直想使联想变成真正的龙，变成能够与IBM比肩的“蓝色巨人”，至少“动一动就要对中国的计算机行业本身产生点震动”。
有一次他说：“我们将把自己比作鲤鱼，这个比喻确实不错。说鲤鱼是什么意思？说鲤鱼是龙种，跳过龙门就成龙了。我们的运行机制，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子，说明我们是鲤鱼，不是胖头鱼，那些鱼个再大它也跳不过龙门去。另外，我们现在身上带有金鳞，个头也够大，不是一般的小龙种。如果我们开出了一条新路，跳过了龙门，我们谦虚点说，我们确实是‘小龙崽’，跳不过去金色就会慢慢褪掉，水再一干，鲤鱼同样会枯死。”
四通早就扬言要做中国的IBM，联想始终没有张口说过这句话。柳传志说：“我们不敢说，说那话叫自不量力，但我们如果把自己认为是龙的时候，那就确实是我们要对中国计算机事业、对高技术产业、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兴办真的要起点历史性的作用。”［2］
转折年代（2）
1992年，柳传志多么希望联想这尾“金色的鲤鱼”能够跳过第一个门槛，但历史却发生了转折。在深圳，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却意外地在香港跃过了龙门。
那是惊险的一跃。那一跃改变了联想及柳传志的命运，其后联想与柳传志前途中的种种磨难，大多与这惊险一跃关联，有几次还差点要了他们的老命。
然而，无论如何，联想“跃龙门”计划之获成功，其意义不仅为联想实现了新的跨越，获得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更为柳传志及联想获得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机会，赢得与IBM、HP等跨国巨头进行一场场挑战赛的资格。尽管当日它只能“持外卡参赛”，直到今天也算不上第一流的“种子选手”。
香港艰难上市
马雪征有一次说起吕谭平的性格，说吕谭平想做大事，“但是他不是按照做大事的方式方法去做大事”。吕谭平出身穷苦，依靠自己的勤勉与奋斗而成为香港有名的青年企业领袖，“所以他很想能够发达，很想能够发达的时候买游艇，把大家都请到船上去开落水仪式。”
柳传志对吕谭平的排场颇为不屑，他曾经批评吕谭平：“你这是做给谁看？你请的都是底下的经理级，经理级心里肯定很不舒服：老板你有钱，都把我们的钱给了你。他们并不是心态很好。”吕谭平虽然不置可否，却也不得不佩服柳传志的谨慎小心。
还有一次，柳传志说吕谭平在办公室拿出几万股个人所持股票私下分给其下属，而非公开奖励。柳传志虽未做出评价，却暗示吕谭平不懂得现代化、制度化的管理，而是以“收拢人心”的方式，以求获得其部属的信任与支持。
马雪征从吕谭平的行动中看到其管理能力之缺憾，她评价说：“这跟内地人不一样。你看柳总从来没说，我个人买个什么东西要请你。他不是建立团队，他是一种香港老板式管理，不是一种规范化管理；甚至文化理念上，都不是同一种理念，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业务策略上的种种失误。”
1994年2月的香港联想上市，终于完成了柳传志“金色鲤鱼跃龙门”的心愿。马雪征后来猜测，柳传志坚持香港联想上市，可能牵扯若干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香港联想如果上市便成为公众公司，任何行政命令都不能随便插手其内部业务，“联合交易所上市”及“我们有股东大会”是最好的挡箭牌。
“第二个想法，确实想规范化管理一间公司。他觉得像吕谭平这样管不行，他又北京香港两处跑，必定不能走向大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上市会起到很好作用。”
马雪征有时候会揣测：柳传志是否试图将公司的股份变成不能够由个人意愿随便进行调动的股权？“否则，大股东想抽一千万回去给不给？如果说抽钱就抽钱，抽回钱就盖大楼，那么创业者的利益是完全没有办法体现的。”柳传志事实上的身份是职业经理人，“可是柳总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主人，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体制。在中国当时的状况下，上市确实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
柳传志肯定深思熟虑过，他似乎觉得上市是国有民营企业解决自己顾虑的好办法。联想最困难时，外界纷传科学院帮了大忙。事实虽也如此，只是总靠科学院的能量解决问题毕竟不是长久之道。
种种不同动因驱使，最终促使香港联想上市。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据《变化》记载，1992年夏天发生了“认购表事件”，8月11日这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闻声跟盘。上证指数报收854点，下跌110点，次日又跌破600点大关，第三天继续下跌，三天缩水。
联想当日虽谋划在深圳上市，见到这阵势自然也不敢逆风飞扬，试想连“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股票上市还有什么价值？后来其在香港成功上市，而非香港、深圳两地齐头并进、双管齐下，气势虽然减弱，却未遭到两地股市同时下挫的双重打击，至少可使柳传志规范公司管理而不必每日焦头烂额。上市之后，吕谭平等人“做大老板”之愿望自然得到满足，其权力亦受限制，毕竟其目的不过“想威风，想多赚钱，想发达”而已。
1993年，香港联想规模尚小，上市时只有六亿多资产。柳传志及吕谭平又面临政策限制，这使他们理想主义的行动突然受挫，而大感上市并非想像中的一帆风顺。1993年，很少有红筹公司在联合交易所上市，更没有“红筹”这个概念。当日上市的香港联想，是注册于香港的公司，上市的资产也只牵涉包括主机板和分销代理业务的海外资产，完全与北京联想的PC业务无涉。
然而，中国突然有了个证监会。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旨在监督中国并不发达却漏洞百出的资本市场，使极不规范的现实得以改善。不幸的是，这个机构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资本市场所面临的盘根错节的问题，直到今天依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关键的“全流通”手足无措。
1993年，证监会炙手可热，其权力之大足以使人眼界为之一开。联想向联合交易所递交上市材料时，北京的证监会认为，香港联想控股股东为内地企业，其在海外的控股资产上市便等于内地资产上市，须要经过严格审批。
马雪征他们当日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后者认为香港联想上市无需征求北京同意，因为香港联想在港已经注册6年，其上市部分又全部为海外资产，根本无需报批。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向联交所反映情况后，联交所表示同意，但要求香港联想报备案。马雪征他们便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报了备案，后者将其返回证监会。马雪征他们以为万事大吉，结果在北京却突然被卡住了。
转折年代（3）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1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1节
作者： 迟宇宙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找证监会。证监会认为我们要从头报完整过程，”马雪征说，“非常不幸的是，我们Quantum公司成立的时候没有报批经贸部，需要补报经贸部。”除此之外，北京联想在香港的代表公司也没有报经贸部批准。两间公司的“非法”身份卡住了香港联想上市之路。
资料显示在那年8月13日，马雪征起草《香港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的请示》上报中国证监会。她请示说，联想拟于1993年9月向联合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并对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其中，新技术发展公司与技术转让公司持股比例不变，导远公司4名股东吕谭平、吴礼益、张力基、郑国立分别持股。上市以发售新股为主，向公众公开发售占公司发售扩大后发行资本25％之新股。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基打了报告。朱基做了批示，但还是拖延了许久。最后走投无路时，周光召约时间专门与朱基见了一面，香港联想才最终得以上市。
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联想整整半年的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从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那段时间恒生指数一路攀升，香港联想上市那天却突然下跌，开了“黑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马雪征后来抱怨说：“其实是错过了1993年股市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