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动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衅。倪光南之反应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说，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各怀鬼胎。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2）
那天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威胁要辞职，因为他反对立项审批和成立总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会了李勤。柳传志与李勤迅速妥协，他们本已宣布曹之江任总工办主任，也只好找个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作为一种试探，以柳传志与李勤的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5］
在接下来的时光流转中，李勤开始不断地向工程师们灌输他的观念，说研发人员的考核标准是能否开发出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好商品，能开发出创造高效益商品的研发人员就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开发人员，在激励上就是最高档。
“如果让我们在诺贝尔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们公司就会选诺贝尔，因为诺贝尔能产生效益；至于那些奖金获得者他也挺伟大，但是目前在咱们公司发展阶段我们还用不上。比如陈景润和倪光南来比，我们当然要倪光南，倪总是我们的宝贝，陈景润就另当别论了。”［6］
李勤对倪光南含混的赞扬反倒像一种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在意倪光南的反应。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风暴”的威胁。
在1992年4月的一次总结会上，他说：“来势凶猛的黑色风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结局可能有三个：一个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为了活命必须拼出第三或第二结局。”［7］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8］
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对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李勤在责难逃，但其繁杂背景和深埋的祸根，早已播种；至于“跳舞”说，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落，特别尴尬，就决定也学一学。”
事实上，多年来联想始终鼓励员工们跳舞，《联想报》曾经批评不跳舞的男青年是“吃货”，“公关老太太”周晓兰正是靠跳舞才一次次为联想拿来了订单。
科学院未贸然结论，他们征求柳传志意见，后者回答说：“如果你们要听倪光南的，将李总撤了，也把我一起撤了，我们班子集体都不做了，因为没法做。”
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在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我1993年为忙香港上市咬牙不回来，非把联想拱上去不可。这个矛盾后来全积累起来了，”柳传志后来说，“老李没错，认准了，但是老李态度上跟老倪挺牛，极大的火山爆发。老李麻木，他不知道，实际上老倪在向我这儿猛攻他，之所以后来老倪跟我像今天这样，看我坚决护着老李，他就连我一块……”
多年之后，柳传志偶尔会抱怨一下李勤，觉得李勤那时候没有稳住倪光南，没有稳住局势。事实上他知道，倪光南的爆发并非李勤惹的祸，祸根在他多年前便已种下，它早晚要发芽，要破土而出。他扮演了倪光南的“加速放大器”，是倪光南的沃土。他对李勤的偶然抱怨，只是无奈的一声叹息罢了。
转移和爆发
柳传志回到北京，美尼尔综合征又来折磨他。多年来它就像一个梦魇，始终围绕他不肯退却。他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只想取得最后的胜利。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3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3节
作者： 迟宇宙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无疑是诱使柳传志美尼尔综合征复发的主因之一，在承受梦魇折磨时，柳传志还要绞尽脑汁考量如何调和倪光南与李勤之间的矛盾。他以为依照惯例可以顺理成章地完成“和稀泥”，却不知道倪光南爆发了。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似乎是车队队长）在车队造谣说赵明漪（倪妻）曾找老蔡反映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他愤怒地责问李勤道：“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倪光南谓其历来认为，公司车队出现的问题，第一责任人是分管的总裁室成员老蔡，第二责任人是车队主管。他对总裁室有一肚子牢骚，他将矛头指向老蔡，同时也指向了柳传志。他说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他开车他都感到安全。他显然认为联想车队是一个“管理不好的车队”。他说：“三月份以来，车队换了小何给我开车，事先并未征求我的意见。”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3）
仅对李勤愤怒责问还不够，他还要求王威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他还要王威交代其“散布谣言”的动机。“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柳传志要给倪光南换司机，是因为原来的司机连续出了4次车祸。倪光南因之而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9］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
他颇为激动地质问倪光南：“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身上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柳传志与倪光南已经合作了10年，每当他想起这10年风雨，他的内心就不能平静。“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铭存感激。”
他想起联想汉卡赢得了科技进步一等奖，想起当1989年中秋节倪光南在北京彻夜不眠解决技术问题，想起1990年春节倪光南在香港测试286板子要到年三十才能回来，他在公司的春节晚会上提到倪光南仍在香港不由得热泪盈眶。“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他告诉倪光南，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说倪光南是个君子，他信得过倪光南，联想现在正处紧要关头，“如果核心部分锣起鼓不起，则结果很难设想。”
倪光南与李勤的矛盾表面化使柳传志预感到他与倪光南极有可能说再见。“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虽然柳传志觉得“因为有病，这样做还是很体面的”，但显然联想无法离开其而独立生存。这是柳传志表达其意愿之手段。他说：“如果……公开冲突就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说：“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尽管与柳传志有10年交情，但倪光南显然不了解柳传志，他不知道柳传志是那种遇柔则柔遇刚则刚的人。多年后他才知道，柳传志给他写完那封信后便已做了决定。“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搅和。”
柳传志自以为如果倪光南回信他尚可与其沟通，但历史不能假设，倪光南不可能重新回到1994年做新的选择。历史学家说：“在生命中，我们似乎遇到无数做决定的机会。但后来再回顾时，每一转折其实都只有一座桥，选择缩小到要不要走过去。个人的倾向已由若干因素来决定，无法由自己全然控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