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外一个天方夜谭。我们姑且不计较北京人民对盒饭的需求，假设他们真能吃掉金白领的10亿个盒饭，假设一个“金白领”一天可以送100个盒饭，那么王建得指挥将近3万个“金白领”，每天来来回回送个不停。
柳传志当时发现了这是个天方夜谭，但只要子公司们的CEO经营上不出现大的问题，他就不适合再去介入纵横交错的经营道路中。不幸的是王建CEO不消久等，便使自己的战略成为一纸空头支票，就连诚信也出了问题。金白领的信用被透支了，柳传志的愤怒也就乘势而起，大喊“浮躁”了。
他在讲台上脸色颇为难看地说他今天为什么请各位子公司的CEO来还脸色稍重地说这段话，就是想说明实事求是一点马虎不得。他说新来的同事有很强烈的上进心，想做大事，有说大话开空头支票的做法不足为奇。“是不是老人这方面就行了呢？”他喊道，“联想、神州数码，我不说，就说说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大概也未必！”
事实的确未必，所以他才说“我今天不高兴”。作为联想控股公司的总裁，作为所有子公司的控股股东代表，他事实上没有义务再三再四地反问他那些年轻的CEO们：“你们对客户，对员工，甚至对股东，诚信上都有出了问题的地方吧？”他不能老是这样地反问，这样会让他觉得愤怒，让他觉得他们所显现出的问题绝非一般问题，而是触动了联想根文化的问题，触动了根本神经的问题。
“这么多年，大家知道，做投资的，做房地产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出去谈什么事都好谈，为什么？”他说，“是因为有品牌在这儿。品牌怎么形成的？这18年如一日，要防止人家蒙咱们，咱们坚决不能蒙任何人，真是不容易，就这么形成的这个牌子。”
他曾经很多次跟一起创业的老兄弟们说，有的事真是挺麻烦你说年轻人为什么会有时候做不诚信的事呢？他的那些老兄弟们也跟他一样苦恼。所以他感慨地说，诚信由小做到大，尤其由没人注意到有人注意你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很不容易。有的人看到了他们做得好，就想抢他们的生意，抢完之后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商誉就毁了，连续做下去就没了前途。
“而我们真的做到后来，真的诚信了，我们也老了，也该退了，这是感到很遗憾的地方，”他说，“咱们下边得有人接着呀，杨元庆，郭为，朱立南，陈国栋，还有咱们新来的这些同事，你们得接着呀，你做个小买卖做多大？把这事情都毁了行吗？我能不跟你们红眼吗？”［6］
柳传志朝王建红了脸，他已不准备给这位年轻的CEO留任何面子。他还朝老何红了脸。被他叫做“老何”的何其庆是金白领的董事长，他原来是联想小食堂的负责人，王建原来是联想小食堂的一个火头师傅。现在，老何也难得幸免，因为王建的“100亿战略”遭到柳传志的诘责。柳传志说：
“老何我还得说你，你是跟着我出来的老人了，王建是你推荐的，我信的是你。王建我跟你说呢，姑且念你年轻，另外念你上进心强，我权当你是初犯，下次：第一，不可以有完不成的指标；第二，不能有丝毫失诚信的地方。如果还有发生，不必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联想，对不起我，你先对不起老何！老何反复推荐保举，下次再发生，何其庆先受罚！”
没有人知道台下的王建与何其庆内心作何感想，是否感到恐慌和压抑，是否头脑中一片空白，或者干脆跑了神计较着如何才能把盒饭做得更好卖得更多，年底的时候拿出一个漂亮的报表来。所以，他们或许根本就没听清柳传志下面的那句话：
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2）
“在制定战略的时候，你们把如何执行，如何制定，一招一式都想明白了，把最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全想清楚了，然后再定。”
在镁光灯的照耀下，柳传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他的很多说法都让联想控股的公关部感到头痛，也让不少人以为他已习惯于“作秀”。他颇感到委屈，所以那天他私下里还讲：“我就是要让人看看，我在自己公司里和在外面是不是一个样子。”
说是完全一样，要做到也不大可能；要说差不太多，有很多人会表示认可。8月23日他已做到了足够克制，就像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对话》的现场有个咨询公司的小伙子说他还是中国的老一套还是人治，说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下台时所保持的那种克制。他后来笑说：
“那天话说得真是不太客气，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不懂，大概自己没有直接管过这样的公司，像他们这样，写个评论，还是可以的，要是真的就这么去做咨询，也是很危险的。就是不懂得具体打仗，那是活的，不是一套固定的战法，按照这个‘模子’这么打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
8月23日，有人形容说王建被柳传志狠狠地剁了一菜刀。但那天挨刀的还不止王建一个，至少还有联想控股的一个“海归”副总裁赵令欢，幸运的是他那天没有出现在双阳宾馆，更幸运的是柳传志只是拿一把小刀轻轻地刺他一下，刀见了红，让他感觉到痛，又不至于伤到筋骨。
柳传志说他负责的投资事业部战略路线本身不知道研究了多少回，他质问他们：“回来以后，你们是不是真的就按照这个做了呢？”
他说：“我不放心！”
在联想完成分拆之后，柳传志一直在布局，为整个“联想大家庭”布一个弥天大局。在他的这个弥天大局里，联想集团局势稳定，神州数码虽显局促，短期的业绩并不让人开心，却也步步为营，远景可期。然而，他已经下了重注并且将继续豪博的投资事业部（日后将变成一家叫弘毅投资的公司）和赵令欢却成为他弥天大局中脆弱的一角。
在弘毅投资开局前的一次行业分析上，柳传志发现赵令欢他们很轻易地就把要介入的行业选定下来。他忍不住问：
行业这么就定下来了？
认为这几个行业就行？
然后我们就敢往里边投？
你们进了这个行业以后，选企业怎么选？
另外什么叫行，还是不行？
表面上他依旧坦然自若，事实上他忐忑不安，紧张得半死。他是吃过大苦头的，以前联想集团在香港做QDI，“规律没掌握，前几年赚个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一个跟头栽下去就个亿，根本没把规律弄清楚”。现在他担心赵令欢也栽上一个大跟头，坏了他的好局。
他跟那些子公司的CEO们说，跟听他讲课的一百来号人说，主要还是要让赵令欢知道，“朱立南他们做有难处，是因为他们要投小的风险投资，是没有历史的公司，你们将要投的是有历史的公司。”
他告诉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历史的公司怎么能够通过历史看它到底行还是不行，有没有投资价值。
“你们得通过报表看。通过三张报表，你们能看得出来，这个团队是行，还是不行？地基行，还是不行？”他说，“我相信，也许你们某些人是行的，但是我绝对相信，你们大部分人是不行的！”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8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8节
作者： 迟宇宙
他要求他们大部分人不行就要对此有所研究，就要像打鱼一样“往下撒开了去找企业”，然后收网回家研究。他担心赵令欢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就这么疯狂上马，这样不但会搅了他的弥天大局，也会使整个联想大家庭走进一个彻头彻尾的“大败局”中。
“这是多少数量级呢？！”柳传志责问他们，“联想集团，一万多人，极其努力，敲锣打鼓一年的利润也无非就是十几个亿而已。咱们投进去的钱数呢，3年之内，相当于是同样的数量。事情不研究透做，会不会成功呢？我相信会成功。不少民营企业家，哪里有咱们这么研究，投了也成了。我信，能投成，还能投成第二个，第三个，怕就是怕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不成，这个不成的数很可能比所有成功的都大！”
杨元庆有一次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明柳传志有超出常人的谋略，他们则不具备。“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制胜，一个是安全，在大多数时间里，安全甚至比制胜更为重要。
这就如同军事谋略一样，有像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样的“战胜策”，它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互相消灭”，也有像《孙子兵法》一样的“全胜策”，寻求的是交战双方的“相互保全”，全我以存，全敌以降，不是要减掉敌人，而是要将敌人加入自己，追求利益最大化，“合于利而动”。
在柳传志所布置的弥天大局中，在他准备开局的时候，他必须分析他所要进入的行业对他的需求，如果需求不足，那么联想的介入只能是一次自我娱乐的游戏；如果需求过剩，联想又要与其他巨头火并，无论何种不安全的局面，都是柳传志所不愿见到的。
赵令欢没看到“安全”，没有学会“求中”，至少没有看清楚这一点，他只看到了制胜，只看到了“求功”。所以柳传志要告诉他到底该怎么做：“当前最主要的是，你把行业给我分析透了，把企业到底行不行弄明白了，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柳传志对他依旧不满，他说：
自始至终都如临大敌（3）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相对行啊？有啊，我，我相对行，我也不敢说绝对行。跟我讨论过吗？！其实这话，上次我们在研究投资，到底投多少钱的时候，我讲过，就是关于我们投资的时候，问题在哪儿？讲完了以后你们理我了吗？原因就是大家对联想的作风，求实求到什么程度，可能理解上还有偏差。”［7］
事实上整个2003年夏天，柳传志过得并不轻松；似乎所有人所有事都在与他的布局作对。孙宏斌来找他，说是公司想在香港上市需要翻案，吕彤写了本书，说“联想喘息”；联想集团有个员工的女朋友得了非典型性肺炎，一下子隔离了一大片；神州数码出了一个贪污犯，搞得一个广州平台鸡犬不宁；神州数码财年的第一季度还亏损了将近亿，抵得上2002财年的全部利润了。
但是，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在他向8月23日的一百来号人做一个告别后不久，他便得到了那个不幸的消息。
“联想是个了不得的企业，因为是天将降大任于联想，这个天就是中国的机遇。联想是年轻人的联想，你们一定不能辜负联想创业者对你们的期望，不要辜负中国历史对你们的期望！”
他说了一声“谢谢大家”，合上讲稿，匆匆走下讲台。在双阳宾馆的大门口与学员们仓促合影之后，他坐上了回家的车。没有人知道他一路上在想什么。
他会想起1984年吗？他会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感慨吗？他会想起曾经有那么多诱惑，那么多蛊惑吗？他会想起诞生联想的那一瞬间吗？
那是怎样的一年啊！在那风云际会的一年里，他开始了他的梦想，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