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楼里，给自己找到一个办公室。他们从此再也没能拥有使用“联想”品牌的机会。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4）
马雪征后来说，若是“联想”品牌让两家公司同时使用，联交所绝不会批准联想分拆，因其不可能创造出两间竞争性公司。杨元庆及郭为都以拥有联想品牌为无上光荣之事，一旦考较财务，顿时又觉负担无限……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5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5节
作者： 迟宇宙
柳传志、马雪征和朱立南策划分拆，他们开了无数次会，有时一天要开好几次。他们要分头与郭为和杨元庆谈话。当时联想控股总部有1000多人，他们还要为这1000多人设计出路。“每一个人都要落实，”朱立南说，“既然是战略性调整，就要对公司员工负责。我们的原则是不主动裁掉一个人。”
朱立南他们要去做杨元庆的工作，要求他善待联想控股总部分拆去的任何一人。他们还要分头与各部门负责人谈话，幸运的是一切顺利，以至于朱立南后来总是感慨：“联想人大局观真不错，尤其总部同志，大局观最优秀。”
当日与郭为和杨元庆谈话，柳传志迫于特别之身份不便出场，朱立南便与他形成默契，代柳传志前往“摸底”。柳传志往往根据他“摸底”的情报制定下一步计划，决定是否与郭为或杨元庆进行正式的、不容动摇的谈话。
朱立南记得杨元庆曾经抱怨总部，抱怨郭为，郭为则抱怨杨元庆，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联想”品牌的支持。就在他们互相抱怨时，马雪征已将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调查清楚，知道一个阶段内若有业务冲突，联交所绝不同意分拆。
朱立南与郭为和杨元庆去打网球，他网球打得好，就变成了他们的老师。他的球技越来越差，杨元庆的网球兴趣越来越高，后来甚至搞起了“网球公关”；郭为则因其对网球毫无兴致而遭朱立南放弃。朱立南的“网球外交”效果不赖。
“球类公关”似乎是联想传统，人人都有“拿手活儿”：柳传志从当年的足球、乒乓球过渡至后来的高尔夫球，李勤除高尔夫球外则迷恋篮球和桌球。朱立南擅长网球，但其人生目标之一，则是在桌球上击溃李勤，因为有一次他连球都打不准，遭到了李勤奚落。
2000年春天，联想试行分拆，柳传志留在联想控股，他开始设想联想控股要开辟的新业务。他想到了风险投资，便教朱立南搭建一个团队试做了一年。
联想控股所有子公司的CEO们或许没有想到，在2000年他们的命运操控于柳传志、朱立南和马雪征之手。朱立南说，那时候他们除了考虑郭为和杨元庆的角力，亦要考虑到底如何安排陈国栋和许国兵，是将他们并入郭为或杨元庆的公司还是让他们经营独立的业务。
对于朱立南来说，2000年是要命的一年，柳传志要他对所有干部进行妥善安排，联想控股公司最终只留下50来人，其余人马则被调整至联想集团或“联想神州数码”。分拆之局，郭为和杨元庆是最大的“局中人”，柳传志筹划的方案对他们保密，他要将整个方案设计清晰，将所面对之风险分析清楚。他担心筹划泄露，联想人心惶惶，兼之联想集团又是上市公司，向外披露任何信息都要遵循联合交易所的游戏规则。
他们既不征求杨元庆的意见，亦不与郭为商讨，他们觉得无论郭为和杨元庆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他们则需要站在总部角度去思考分拆，以求保证相对的公正。具体方案实施时，郭为和杨元庆都希望得到更多利益。郭为因神州数码所得利益小尚有报怨，其未来业务方向亦是争论焦点。
杨元庆和郭为并未时常找朱立南谈判，倒是朱立南要不时与他们沟通。“在分拆以前我就比较注意跟他们沟通，跟元庆去吃饭，喝酒。原来企划办做得不好，他们怕，越怕对自己越不自信，越没有平等对话的基础。不能跟郭为、杨元庆平等交流，你怎么管？他们没有为分拆特别找我，但有时也会探听消息。”
更多时候郭为和杨元庆直接找柳传志“上访”，然而他们基于不同目的寻求不同倾诉对象，抱怨柳传志的时候他们便不会与柳传志直截了当地对话，而是辗转于朱立南。他们知道朱立南与柳传志无话不谈，所以有时希望他作为“传声筒”将他们的意见反馈于柳传志，若是柳传志追究起来，他们又可死不认账。
郭为和杨元庆既有分拆的需求，便竭力赞同分拆，其分歧之处无非利益分配。分拆之于联想，在跨国巨头们看来，是最坏的方案，需要大动干戈，极有可能使公司元气大伤，但柳传志要创造条件，他向来如此，所以分拆虽是创举，倒也不见得是柳传志于自己的管理有任何突破。
柳传志早已看到杨元庆的高歌猛进，也知道联想未来向何处去。他知道联想的代理业务成长性已大不如前，将其出售是最好选择，只是他一手创建联想，自己摸手心手背，失去哪块都觉肉痛，其情绪的复杂凌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说联想的分拆是一个创举，是因为大凡分拆都是垂直分拆，以联想分拆为例，即是将神州数码分拆为联想集团的子公司。但联想分拆最终乃是平行分拆，分拆的结局是出现两个平等公司，股票亦分拆为两部分，分别上市，各自独立。
高盛绞尽脑汁为联想找到平行分拆的方式，使神州数码上市顺理成章。朱立南他们因之而感觉高盛了解联想，能够提供合适方案，若是其他投行的分析员，未到联想调查便会批评联想，得出不准确结论。朱立南说：“他不花时间了解你的业务，你让他做财务顾问，他在卖股票过程当中，起不到很积极的作用。”
完美或不完美的分拆（5）
难题
联想之分拆，柳传志提供了思路和框架，朱立南解决了人员安置，马雪征则从财务角度为联想分拆找到了突破口。她后来说他们当日面临无穷压力，面前摆满难题，其中之一便是要说服股东：
“投资者接受你的决策，前提必须是对他们有好处，因为人家是投资者，你做任何动作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股东投钱给你做业务，首先要给他们回报。另外，你对社会应该做什么？如果你的决策不是以给股东和社会最大回报为出发点，而是为某个几个人考虑，你绝对说服不了投资者。这是第一个难题和挑战。”
柳传志的擘画所面临的第二桩难题，则是分拆过程中员工心态尤其管理层员工心态的变化。被分拆到神州数码的人从此不再拥有“联想”，他们到底能否接受？柳传志不能再去做他们的董事局主席，他们的感情会有如何变动？“像郭为他们为联想品牌创立做出巨大贡献，最后不许他们用‘联想’了，你说这怎么算？
第三桩难题是业务竞争的风险，分拆前的业务冲突尚在联想的平台上行进，分拆之后则变成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对垒。柳传志他们不知道杨元庆和郭为到底会形成良性竞争还是两败俱伤。他倒是希望他们“解放生产力”，做出比分拆前的联想更大的两个集团来。
一桩桩难题纠结使马雪征颇为头痛，但她最终找到了解决的通路。她后来颇为得意地说，当最终决定了分拆模式后，他们就开始了说服和准备。“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你要定了，什么办法都能找出来，什么也都能找到解释。”
马雪征梳理了线索后开始行动。她先要说服联想的财务顾问及股票承销商，使其同意分拆，否则他们写出的招股书便不会具有说服力。“到时谁还买神州呢？”她说，“我们去跟他们解释说，分拆对公司有好处。”
她不能说分拆是为了给各个“领军人物”提供更好的舞台，而是告诉他们：由于历史原因使得联想有两项业务，即自有品牌和代理业务，它们相互矛盾，业务上冲突。业务上既然冲突，股东利益便会受损。分销代理业务在资本市场市盈率低，至多10倍，但联想品牌电脑则能提供30倍市盈率，这样便会使很多投资者不能用独立眼光去评估两个不同业务。有人愿买分销业务的股票，有人则爱买品牌业务股票，结果两批人都无所适从。将业务分拆则可使他们有不同选择。
马雪征告诉他们，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日后不会有竞争，她举例说：“像香港有7/11代理店，7/11里面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水，什么都卖。它的特点就是全世界有不计其数的7/11。”郭为听到这个比喻后很不高兴，他问马雪征：“我怎么是7/11呢？”他不明白，马雪征说服财务顾问和投资者时，必须有另一套说辞。
马雪征接下来要来考虑联想分拆的财务方式。联想素来照顾小股东利益，分拆若要继续使小股东利益得到保护，则必须有建设性的财务架构，这架构的设计又极为困难。她说小股东不希望垂直分拆，造成杨元庆在上控制郭为75％股票，那样便使杨元庆成为郭为的老板。联想分拆当日，无论郭为抑或杨元庆都希望获得柳传志之领导，若是垂直分拆，则变成马雪征所担心的危机四伏、矛盾重重。
有人曾问马雪征：“要是垂直分拆，杨元庆会不会把郭为那块业务卖了？”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6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76节
作者： 迟宇宙
马雪征说：“何止是卖了。他成了他老板，联想变成了三级，爷爷是柳传志，爸爸是杨元庆，郭为成孙子了。这么做肯定不行，比让郭为做副总还困难。必须让柳总是爸爸，他有俩儿子，俩儿子谁有本事谁做大哥，不可能谁是柳传志的儿子，谁是柳传志儿子的儿子，一定不能这么分拆。”
事实上，垂直分拆亦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分拆之后神州数码独立上市，联想集团若是作为大股东持有其75％股票，事实等于依旧没有完成分拆。那些人听到马雪征的解释，觉得颇有道理，便同意联想进行平行分拆，亦即在联合交易所采取简单措施，把一张股票分成两半。“就是同一个股东，原来拿一张联想股票，现在拿一张联想一张神州，没有减值。”
尽管马雪征拼命说分拆后投资者所持股票没有贬值，但没人相信她。联想市盈率是20倍，神州数码市盈率是10倍，分拆之后怎会没有贬值？有人给她算了一笔账，说本来郭为做一亿利润我可以乘20，现在一亿利润只能乘10，当然贬值了。马雪征说，遇到这样的人，“那就不能理他，只能如此去拆了”。
柳传志他们分拆的方式为10张联想股票送4股神州数码股票。马雪征说：“比如联想股价是三块钱，神州数码股价是3毛钱，3毛钱乘10，也是3块钱，不是10送1，而是等于他的市值是联想的1/10。但是在股票价格上，还不能让郭为觉得特寒碜，所以只能说联想是3块钱，10股送1股。”
尽管采取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