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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之父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他一生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曾辅佐武王灭掉殷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出师东征，平定叛乱，分封诸侯，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
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他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在世的时候，周公和他的哥哥姬发（后来的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文王为周代的发展和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没有来得及灭掉商朝就死去了。
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成为武王的助手。这时候，周公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文王未完成的大业。经过牧野一战，商朝灭亡。
灭商后，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武王征求大臣的意见。周公提议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武王依计而行，分封了几个商朝贵族继续统治他们的领地，大大争取了殷人之心。不久，商朝贵族联合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军东征，平定了叛乱。
武王灭商后两年就病死了，临死嘱咐周公辅佐幼主成王。周公在辅佐成王时，一方面大量分封周氏子弟和功臣后代到各地为王，以巩固王室的统治，一方面在中央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统治。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臣（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等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着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分封制和宗法制，虽在周公以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周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凭借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把他对付殷人的那一套政策贯彻下去。周公实行这套办法是有效果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就近镇压殷族奴隶主的反抗。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东都建成。在洛邑营建成之前，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阶级社会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和繁琐，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概括起来有5类：一为吉礼，用于祭扫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滥用。礼和乐相辅相成，是巩固周朝等级制度的手段。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做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做了75年国君。高家也善于治理国家，上下没有怨言，做国君达59年。祖甲长期在下面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因此他继位以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鳏寡，治国达33年。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五六年，或者三四年。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后来得了病，他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
春秋第一相管仲
管仲，又称管敬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名夷吾，字仲，颍上郡颍水之滨人。管仲出身贫贱，曾与好友鲍叔牙一起经商，在坎坷的生活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没有被后人传为美谈的管鲍之交，那么我们在这里很有可能就看不到管仲的名字了。
管仲曾经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但是在齐国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两人却暂时分手了。因为在春秋时期齐国第三个君主襄公是个昏暴之君，在他统治时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为了避难陆续外逃；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的帮助下逃到了莒，公子纠在召忽和管仲的帮助下逃到鲁国。在此之后，齐国发生内乱，襄公被杀，公子无知被立为齐君，无知也是个昏暴的人，不久就被雍林人杀掉。这时，公子小白在国内贵族国氏、高氏的帮助支持下乘机从莒返国，去夺取君位；鲁国闻知无知被杀，也发兵送公子纠回国夺取君位，并派管仲在公子小白回国的途中把他杀掉。管仲路遇公子小白，放箭射中他的带钩，小白应弦而倒，用装死骗过了管仲的追击，并抢先赶回齐国，夺得了君位，他就是春秋第一个赫赫有名的霸主——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后，立刻发兵攻打鲁国。这年春天，双方在乾时兵戎相见，鲁国兵败，公子纠被杀，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谋士也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鲍叔牙力劝桓公放了管仲，并推荐说管仲是个难得的治国之材，应委以重任。他甚至要求使管仲代替自己的卿位置，并甘愿作他的下属。齐桓公对管仲的博学多才早有所闻，经鲍叔牙的力荐，对他更为赏识，于是齐桓公不计前嫌，答应了鲍叔牙的请求，将管仲任命为卿，并尊称他为“仲父”，管仲也不负齐桓公所托，助其成就了千秋霸业。
齐桓公晚年，渐渐对管仲有些疏远，而开始接近一些奸佞小人。这使管仲很担忧，民间流传有一个管仲预见的故事。说的是管仲病了，桓公去看他，让他不要担心国事，安心养病就好，要是有担心的事，就说出来。
管仲见齐桓公态度诚恳，便忧心忡忡地说：“好吧，既然主公愿意听，我就说出来自己的担忧。”
齐桓公问道：“仲父，不知你为什么担忧？”
管仲说：“但求主公今后不要重用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几个人，最好让他们远离您的身边。”
齐桓公说：“这我就不懂了，像易牙这样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肯煮了给我吃，像竖刁这样的人为了在我身边侍奉，宁可自阉当太监，而常之巫有测生死祸福的能力，可以帮助我逢凶化吉，至于公子启方多年追随我，连父亲病故都不肯离开我去奔丧，这些人如此忠心耿耿，怎么用得着去提防呢？”
管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主公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齐桓公对管仲的人品是很信服的，等到管仲死了以后，齐桓公按照管仲生前所提醒的，把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等打发出宫。但易牙等人出宫以后，齐桓公却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好不容易熬过三年，还是把易牙等人找了回来。
第二年，齐桓公卧病在床，易牙等人便大肆活动，放出谣言，说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然后封锁宫廷与外界的联系，不准任何人给齐桓公送吃的东西，齐桓公悲叹道：“都怪我没听管仲的话啊！”
管仲治齐40年，实行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大措施，使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势。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国家。他对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挟天子以命诸侯，从而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对内实行改革，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土地的好坏分出等级来征收租赋。“作内政而寓军令”，寓令于民，扩大了齐国之兵源，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加强统治力量，管仲说服齐桓公举贤任能，制订选拔人才的制度，士经3次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即上卿助理。他还将齐国分为15个士乡和6个士商乡，各司其职，治国之道。
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称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死亡”。
管仲得以名列高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后人曾总结他的思想，并假托其名，写的《管子》一书。
《管子》一书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现存的《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间刘向从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删除重复而编辑的，后又遗失10篇，实际仅剩76篇。
《管子》一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仓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