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令顺民心”，认为“授有德”，“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是实现“国安”、“食足”、“民富”的主要途径；认为“政之室也”是对百性“予之为取”，“量民力”、“不为不可成”，强调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使民各为其所长。
秦国大良造商鞅
从骨子里讲，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故而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这头一个，就要算是商鞅了。
商鞅是卫国的贵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
商鞅在秦孝公元年进入秦国，三年变法，五年当上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获了魏王，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感叹地说：“寡人恨不听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
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一向所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任何侥幸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叹惜。
不甘寂寞的李斯
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了取得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实际上是一介平民。他少怀大志，认为“地位卑贱是莫大的耻辱，政治穷困是莫大的悲伤。”为了摆脱穷困的处境，他煞费苦心，经过几十年的挣扎与努力，终于成了秦朝的丞相，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他曾协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中国，位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李斯才华出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的《谏逐客书》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还帮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鲁迅先生说：“李斯在文字史上是有殊勋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祸灭九族的下场。不免使人慨叹人生之无常。《败鉴》一书把李斯作为典型的失败之鉴，说他的悲剧，在于他贪恋富贵。其实，李斯之败不在于他追求荣华富贵，事实上，他的最终失败，在于他的道德品质的缺失。综观古今中外，人有才无德可以得势一时，但不会得势永久，这是历史的规律。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型的小人。
中国封建社会是实行官本位，人的自身价值是用官这把尺子来衡量，官大的大贵，官小的小贵，无官职的低贱，因而读书人十有八九把当官作为读书的最终目的。李斯关于“仓鼠”和“厕鼠”的联想，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据说有一次，李斯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居无定所，又时常受到人和狗的惊扰，成天惶恐不安，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享用不尽的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地库，不会遇到人和狗的恫吓，总是自由自在，快乐无限。“仓鼠”和“厕鼠”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和遭遇使李斯想到，人的尊卑贵贱，穷过、富过完全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就如“仓鼠”和“厕鼠”一样。按说，李斯的联想不无道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色彩浓厚，人的地位高低决定着人的命运好坏。就是现在，我们也得承认，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对人的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李斯对自己地位的不满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他后来拜荀子为师，勤奋苦学，这也是一种上进的表现，他抓住机遇，帮助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也显示了他的雄才伟略。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奇才，也是一个文学大家。然而，他的道德品质上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的进一步的滑坡为其走向毁灭埋下了祸根。
一个人的道德优劣、品质好坏在平时很难表现出来，因为在不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人们往往都表现得十分友善，一个个品质看上去都不错，大家都如圣人一般和睦相处，共度美好时光。然而，在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这时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到底是好是坏。李斯嫉妒并害死了老同学韩非使他的卑鄙小人的本性暴露无余。韩非也是荀子的学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秦王赢政曾经读过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对他极为敬佩，感叹地说：“太好了，如果我能见到此人，跟他交往，那真是死而无憾。”后来韩非到了秦国，他给秦王上书说：“如果你听我的话，就可以一举灭掉六国，征服天下，否则，可以砍掉我的脑袋。”可惜，韩非太正直了，他虽有破六国之计千条万条，可保护自己的计策却忽略了，以致锋芒太露，引起李斯的嫉妒。李斯最终迫使韩非自杀。
李斯为官途中的一个很大污点，是向秦始皇建议实行焚书坑儒，这使他遭到了后世无数代人的唾骂。但李斯最大的人生失败却是助纣为虐，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立场，以致和奸邪之人同流合污。当时，秦始皇出巡，突然病危，死前令赵高写一封诏书，让长子扶苏赶回咸阳办丧事，有意让他继位。诏书没发出，秦始皇就死了。其实，立长子扶苏为帝是顺理成章之事，不易引起动荡。可身为掌管皇帝玉玺和车子的赵高却心怀私心，想立与自己关系密切年幼无知糊涂的胡亥为帝，在此重大历史关头，李斯身为丞相，掌握着最高权力，本应从国家安危百姓太平着想，主持公正，然而他却抛弃了起码原则，同赵高共同扶胡亥上台，结果很快导致赵高作乱，此后，赵高设计杀死了李斯全家。此后不久，秦朝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很快土崩瓦解成为有名的短命王朝。可以说，李斯在秦王赢政统一天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却又亲自参与了毁掉秦王朝江山的行动。可谓成也李斯，败也李斯。
汉初名相萧何
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著名丞相。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接着就论功行赏。5月，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大宴群臣。刘邦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群臣所说不一。最后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从上面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
后来，刘邦论功封赏时，由于群臣争功，所以一年多也定不下来。刘邦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大家都无言可答。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陛下有好几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