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两岁时死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小时侯就很有志气，每日就着几块冷粥和咸菜，发愤读书。这样坚持了许多年，范仲淹不仅获得了渊博的知识，而且培养了顽强的意志和勤俭认真的好作风。这对他日后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
范仲淹考中进士后，被调往泰州西溪做盐仓监官。他不顾个人职位高低，积极走访当地，并马上投入到海提重修的工程中去。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保障老百姓生活和国家财富的大堤巍然屹立起来了，人们把它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还细心调查，亲手绘制了一份“百官图”，披露了奸相吕夷简的专横跋扈与任人唯亲。并多次上书，提出了改革方案，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由于权贵官僚的竭力阻挠，范仲淹许多抱负未能实现，“庆历新政”也仅维持了一年多就流产了，其本人也多次遭贬，但他一点也不灰心，总想为国为民分忧。范仲淹被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炼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正是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各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去世的噩耗传到各地后，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纷纷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心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他。直到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从小勤奋好学，二十岁以前，随父宦游，到过南北很多地方，目睹官僚、豪绅、地主对农民欺凌压榨，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生计艰难，加上北宋王朝对外采取屈辱妥协政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防和财政呈现严重危机。这些情况促使他立志改革政治，为以后实行变法打下思想基础。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先后担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常州知州以及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等职，在江、浙一带做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他在管辖的地区，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初步推行革新措施。嘉祐三年（1058年），他被调回了京城。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代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由此王安石进一步认识到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回京城任职后不久，王安石向仁宗呈奉了一篇有名的万言书，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抑制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万言书中畅论政事，陈述富国强兵的计划，为他以后实行变革描绘一幅蓝图，但当时未被采纳。
神宗即位后，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十分赞赏，于熙宁二年（1069）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立即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管制定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条例的官署），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他从“理财”和“整军”两方面着手，颁布一系列新法。属于“理财”范围的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属于“整军”方面的有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和设军器监。新法推行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缓和了国家财政和军事危机。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变法大大触动了大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虽力排异议，顽强的推行新法，终究寡不敌众，在反对派的竭力诽谤和攻击下，于熙宁七年（1074年）被迫辞职。次年再度拜相，但由于神宗对继续改革失去兴趣，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又与王安石产生了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变法派内部这时也发生了许多矛盾，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而且，自己宠爱的儿子王雱又病死了，这使王安石受到很大打击，身体又多病，一年后又辞职回到了江宁。他晚年在江宁过了近十年的退休生活。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守旧派上台，新法被全部废弃。王安石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新法对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列宁曾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生前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死后谥号文，也称王文公。
王安石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他也不忽视艺术技巧的作用。他的政论文分析犀利，态度鲜明，议论宏大，笔力雄健，形成锋利峭拔的艺术风格。如答《司马谏议书》突出的表现了他对守旧派毫不妥协的政治态度和不以个人得失为意的宽广胸怀，寥寥几百字，条分缕析，言简意赅，驳斥对方极为有力。杂记如《游褒禅山记》把游记和说理结合得紧密自然，在平凡的生活现象中寄寓深刻的哲理，引人深思。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受杜甫、韩愈很大影响，内容多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表现形式多用散体句法，好发议论，造语用字瘦硬遒劲。晚年闲居时写的小诗风格有变化，融情入景，含蓄隽永，有唐人韵味，而触及现实矛盾较少。他也有少量词作，风格高峻。
铁面青天”包公
包公是众所周知的“铁面无私”的清官。他生于北宋早期，原名包拯，由于他为人刚直，不怕权势，主持正义，为民申冤，保护贫苦人民和无辜者的权利，所以被人尊称为“公”。
包拯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宋朝的小官。在青少年时代，包拯刻苦读书，他29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规定，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因此他便被委任为建昌县官。但是，包拯认为父母年事已高，他有责任尽孝照顾他们，所以把官辞了，在家服侍父母。直到双亲去世以后，在家乡父老的劝告下，他才离家到天长县任知县。那时候，他大约40岁。
由此可见，包拯并不是一个爱名好利的人。相反的，他牺牲名利，留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父母死后他去当官，也是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实在令人钦佩。
他把他的人生哲学，当成家训，刻在家里的墙壁上，以训诫子孙。他叫子孙不要欺骗别人，不要****他人的财物，或欺负百姓。凡是犯上述这种不检行为的子孙，死后都不得放归本家，葬于祖坟之地。
包拯的正直清廉，杰出才华，终于得到仁宗皇帝的赏识。从此，他平步青云，被派到各地去担任要职。他在63岁那年，死于任内，遗下一个晚年才生的5岁儿子包延。
包拯的刚正不阿，不怕权势，大公无私地主持正义的决心及他分辨是非的能力，都是众所周知，家喻户晓的。他的这些特征，在许多小说故事，戏曲传说里，都有清楚的交代。包公之所以特别受到普通老百姓的敬爱，是因为他大开衙门，让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向他伸冤。过去的冤案如果要上诉，必须通过初级衙门这一关。这种做法，造成了官府的普遍贪污，使人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享有公道。所谓“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句话，就是这种现象的最好写照。
有许多故事和戏曲，描述了包公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即使是皇亲国戚，一旦被判有罪，他都一律给予应有的处罚。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宅，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是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他们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包公在担任开封府的高官时，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