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求仁则人悦。
四曰习劳则神钦。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待儿子念完，曾国藩努力把手伸起，指指自己的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曾国藩脸上露出一线浅笑，便溘然长逝了。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要是选出一个最有影响的人，选择曾国藩的应该不在少数。毛泽东年轻时，对曾国藩佩服备至，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中年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时，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要多看曾国藩的东西，并称曾国藩的文章和家书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近代名人中，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
曾国藩一生，总结起来可以由这几件事来概括：组建湘军；倡导洋务运动；不拘一格提拔人才；遵从并克己实践理学。在近代历史上，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程里，曾国藩是有开创之功的。他不但亲自创办了安庆军械所等军需或民用工业，更重要的是，他提拔了一批在洋务运动和晚清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等，湘军重要将领在一段时期内更是极晚清政坛之盛。湘军兴起以后，更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所有这些，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
尽管如此，国内多数史家却长期视曾国藩为历史的罪人。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二是说他处理天津教案“卖国投降”。
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是个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之一。症结在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曾国藩的对策不外两个要点：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二是要求整饬自身。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当然，历史证明，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
曾国藩历任礼部侍郎、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并加兵部尚书和太子少保衔，还曾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太平天国覆亡后，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官中，无人能出其右。
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戒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他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一定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
曾国藩逝世后，清政府赠其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洋务巨擘李鸿章
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下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慌张地逃出了北京。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就在李鸿章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了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沉沦。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19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和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甲午战败后，朝廷再次派李鸿章去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李鸿章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百世兵家之师孙武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