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风雨忆周扬 几番风雨忆周扬
这是我第二次提起笔来写纪念周扬的文章了。
第一次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周扬同志逝世（七月三十一日）不久，遗体告别仪式（九月五日）刚举行过的日子里。这仪式的规格应该说是极高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送了花圈，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还有许多领导人，亲往告别。我到北京医院参加送灵，在八宝山灵堂看到里面和外面来向周扬作最后告别的拥挤的人群。来的人远比发出通知的数目要多。消息报道报的还是五百余人，这是通知的数，因为实际数目据说是没法统计……
然而，那个时期的报纸上却似乎没有见到一篇悼念的文字。当然不会是没有人想悼念他。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并写下了这样几行：
周扬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们纪念他，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编好《周扬文集》，让后人通过他自己的文字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所参与的我们党在文化和思想战线上几十年战斗的历程。
周扬同志是一位著作家。当然，他首先是革命家和战士，而著作正是他从事革命和战斗的主要方式。
这篇开了头的文章，没有能够写下去。也是有难以下笔之处。这难处，下面再说。现在，第二次提笔（严格地说，我已经“换笔”，改为“敲键”，不好叫“提笔”了），从哪里写起呢？想来想去，还是从头写起，原原本本地写吧。就是说，从我知道周扬，见到周扬，后来在他领导下工作、同他有所接触写起，写我有限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其中是非功过，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零星史料，留给后人研究评说。
几番风雨忆周扬 一、闻名
我知道周扬的名字，还是在解放以前，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封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战的公开信中。
那时我在湖南长沙念高中，算是进步青年吧，鲁迅的话，我们是很崇信的。从这里得到的周扬形象，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形象。不过，我也从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知道周扬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在那里做了教育厅长和《文艺战线》的主编，是那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对于解放区人物，我们都是抱有敬意的。对周扬当然也是如此。什么口号之争，在我们的感觉中早已成为过去很久了的历史。鲁迅那封信在严厉地批评了周扬之后，不是说过：周扬“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吗？李何林对周扬的介绍，就注在他引用的鲁迅那句话的后面。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历史争论还会一再以极其严重的尖锐的形式重新卷回到文艺界、思想界乃至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中来。
解放区的文艺，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有很大影响。但我们注意的是作品，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呀，古元和彦涵的木刻呀，它们给我们展现出全新的生活和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那时还不大注意文艺的理论和领导，所以对周扬，可以说，没有什么印象。北平解放以后，清华大学请过不少名人来演讲，文艺方面的，有丁玲、光未然、周扬、杜矢甲……我那时在清华念化学，但是这些文艺家的演讲，我都去听的。首次见到周扬，就是从清华大礼堂座位上远看周扬在讲台上。丁玲谈青年恋爱问题，讲根据地里知识分子出身的县长同农民出身的妇救会主任在工作和战斗中恋爱和结合的故事，杜矢甲用很土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觉得挺怪的嗓音唱民歌，我至今还能记得。而周扬讲了些什么，我印象全无了。只记得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很能吸引听众。略带益阳口音，这是我这个湖南人能听得出来的。时常有拖长的“啊——”作为停顿，频频回头望一望主持会议的人，问一声“是不是啊”，这种演讲风度，同我们过去熟悉的学者们的演讲不同，属于后来我们逐渐熟悉的领导干部作报告的风度。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部下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党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工作。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我应该算是他的部下了。但是，他主要是在文化部当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并不常来中宣部，来，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也没有接触他的机会。只能还是从他的文章和报告中“接触”他。不过，这时的我，对于他的文章和报告是很注意的了，因为它们代表着党的领导在文艺问题上的声音，是我需要知道也很想知道的。特别是从他的文章、报告和他在一些小的工作性质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常常可以听到一些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比如，他一九五三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其中解决了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
那时，刚刚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一种看法是，我们以前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在文艺上通常是提“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有过“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以后，才把社会主义作为党和人民的现实任务，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应当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算起。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已经明确规定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也应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类看法表现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的强烈影响。不过，现实主义既然冠以“社会主义”，也就很难不从政治上何时提出现实的社会主义任务来考虑问题。）还有一种看法，则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算起。这种看法比较地从文艺或者说从文艺的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看问题了。周扬这个报告，则是从五四新文艺运动和鲁迅算起。
《周扬文集》第二卷收录了这篇报告，其中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工人阶级的作家应当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从‘五四’开始的新文艺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运动的光辉旗手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先驱者和代表者。”
记得曾经听周扬说起，这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的。我觉得，同那些狭隘的观点相区别，这里体现了一种宽广的政治胸怀和切实的历史考察。对历史，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做这样的考察！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是在三十年代，但是他们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是从高尔基的《母亲》讲起，而不只是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起的。（周扬这里引用的毛泽东《讲话》，已经是解放以后有所修订的版本，在延安发表的原来的文本中，他引用的那句话，原作“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那时也避开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同样的意思。这是我后来有机会仔细研究《讲话》版本源流的时候才发现的。）
又比如，一九五四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我们当时自然是从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这些文章中来寻求指导的。
《红楼梦》我是读过的、喜爱的，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算是爱好文艺的青年，过去也没有读过。倒是这场批判，引起我们津津有味地来读这些书。中宣部的青年们也开会学习和批判，记得有一位同志发言，批俞平伯关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座次的考证之繁琐和无益。许立群那时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负责人，从青年团中央来的，参加了我们青年的会，却频频摇头。大家问他的看法，他说：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描写生活是非常细致和准确的，一次宴会，谁坐在什么位置，作者心中有安排，不会信笔乱写，后人能从书中的描写推算出作者心中安排的座次，可以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许立群的异议和高见，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和启发，让我们知道看问题不能那么幼稚和简单。应该说，这些考证和研究中的确有一些有益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的。（我就感到，宝玉病后，喝鸡汤，太烫了，是“众人来吹”，还是“袭人来吹”？俞平伯力辩通行版本中“众人来吹”之误，讲得是有充分道理的。可惜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版本按这个考证把这个错字改正过来。）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读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们一些青年觉得两本书是一样货色，后者的考证甚至比前者更繁琐，也应该批评。
这时，听到周扬和胡绳（胡当时任我们科学处处长，卫生和体育已经另外成立一个处了）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政策和策略的教育，我们都觉得从这里学到了一种政治智慧，克服了“单纯学术观点”的书生之见。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当然，现在来看，那些政策和策略的考虑，除了起保护一些人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之外，是不是也有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的一面？如果就把《红楼梦》研究上的各种意见都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胡适批判中知识界一个普遍的思想问题，就是认为不能抹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是听周扬和胡绳讲，毛泽东主席说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当然是有贡献的，这个现在不必多讲，将来是要讲的。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现在来看，是不是也有对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的一面呢？
胡风批判，对我们的震动很大，因为他和胡适不同，解放以前我们就知道胡风是左翼。同知道周扬的名字一样，我也是从鲁迅答徐懋庸那封公开信里知道胡风的名字的。虽然后来也约略知道在重庆和香港的时候，党的一些理论家对胡风有过批评，但那是属于左翼内部的争论呀，怎么现在搞得这么严重，而且径直称为“反党”并迅即升级为“反革命”了呢？
“胡风分子”绿原的事，更使我震动，因为他就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跟我们在一个机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不久以前还读过他的一首《我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充满着对党的感情。读的当时，我就想，我也是每天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呀（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办公），人家写出了诗，我就写不出诗来。胡风材料一公布，令人大吃一惊，原来他竟是从中美合作所这个特务机关里出来，混进了中南海红墙的暗藏反革命！（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听说，绿原根本没有到中美合作所去，正是胡风告诉他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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