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二月一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三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六日,许告诉林,向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八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称,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一九六五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二月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二月六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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