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就是新拟定的，还有一些条，也有大量的补充。
我参加更多的，则是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刚提出要起草的。
为什么有了《科学十四条》，还要另外起草一个请示报告呢？这是因为，《科学十四条》是个条例性质、规定性质的文件，不是论述性质的文件，不可能多讲道理；《科学十四条》又是个准备向党外、向全体科学工作者公布的文件，许多关于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道理，不宜在这里多讲。而当时的政策调整有相当大的幅度，在领导科技工作的干部中，思想要转相当大的弯子，认识一时还不容易一致，需要中央向他们多做说明和说服的工作。请示报告就是准备针对这些政策和思想问题，向党内干部多把道理说清楚，讲透彻。
这样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聂总报告中提了七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培养和使用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科学研究时间保证的问题、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体制和方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科学技术工作领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三、从历史文献中找支持
为了准备这样一个政策和策略报告，编了两部分文献集，一部分是中央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历来的文件，一部分是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同志历来的报告和讲话。中央文件集中有几个文件，当时引起了起草的同志和读这些文件的同志的特别注意。
一个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任务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这恐怕是建国以后中共中央比较完整地阐述科学工作政策的第一个文件，是中宣部科学处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当时胡绳是处长，于光远是副处长，我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受到这方面入门的训练。这个批示，经胡乔木改定，他当时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分工管科学处工作，又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的许多文件都经他改定。批示第一大段讲“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二大段讲“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这是最长的一段，也是最有特色的一段。第三大段讲科学队伍的培养，第四大段讲科学工作的布局。我们在批示的原稿中，一开始就写了：“此件业经中央批准，特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刊登载。”而在改定的时候，胡乔木在批示的末尾，又加了一句“中央批示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中央这个批示，科学处和科学院的老人当然都很熟悉，张劲夫和杜润生是后来到科学院负责的，他们看到这个文件，表示很赞赏。杜润生对于批示中这样一段话特别赞赏：“固然我们对于科学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来进行的，必须是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的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的。”这话在那个批示中，是针对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现在收入文件集，则是针对“红专辩论”和“拔白旗”运动中的粗暴做法而发的。杜润生还开玩笑说，一个批示中两次说可登党刊，可见你们要求登党刊的心情之急切。
一个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其中主要是两点引起重视，一是鲜明地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二是强调要注意口号提法的准确，认为不明确和不正确的语言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害处，具体指出应予纠正的口号，除“技术一边倒”以外，还有一个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个文件，不知道是谁起草的，很像乔木的口气，这些论述，可以成为我们主张今后不要再用“白专”提法的有力论据。
还有一个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一篇文章，当时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名义，在党内不大的范围印发。一九七七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才用毛泽东的名义公开发表。由于对于反右派运动，现在我们有了同那时不很相同、很不相同的看法，所以现在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没有再选它。但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编中央文件的时候，却很赞赏它。因为那时我们也还是在完全肯定反右派的前提下来考虑问题，我们想要做的只是纠正反右派运动以后的那些运动（诸如拔白旗、批白专之类）中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批评和伤害，而这篇文章强调在反右派的时候，必须非常重视区别右派和中间派，非常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派，道理讲得很透彻，我们觉得正好用得着。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四、为“红”作界说
向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原是正确的。但是，在反右派、“大跃进”、红专辩论、白专批判等等运动之后，红的要求被庸俗化了，红与专的关系被对立起来了，按照这样的要求法，专会变成所谓的红的牺牲品。请示报告中说：“我们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又红又专，就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要求他们拿出研究成果来，正如要求农民生产出粮食、工人生产出工业品来一样。但是，目前这方面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红呢？请示报告认为必须明确这样一些认识：
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和逐步实现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像党政干部、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学得那么多，懂得那么细，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求他们都用很多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求全责备，是不对的。
红和专应当是统一的。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
请示报告特别指出：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相互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钻不进去，给工作引来种种损失。”
关于过去批判“白专”的问题，请示报告正式建议说：
“中央曾经指示过，要废除‘单纯技术观点’这种不明确的口号。我们觉得，现在‘白专’这个提法，同样也是不确切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不应该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像专和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或者如非红专，就是‘白专’。我们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
聂总报告的这番分析，对于澄清红专白专的问题，我看是个经典的成果，虽然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却有长远的意义。大家看看邓小平一九七五年在听取科学院《汇报提纲》时候的那篇讲话和一九七八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那篇拨乱反正的著名讲话，看看其中的这样一些话，就会知道“吾言之不谬也”。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听取《汇报提纲》时的讲话中说：
“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上说：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五、为百家争鸣定具体政策
联系于更快地发展科学事业和更好地团结知识分子，请示报告指出，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近年来，片面性和简单粗暴的现象有所滋长，在某些单位，还比较严重。根据这些情况，请示报告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请示报告列了六个问题，从六个方面，为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