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跨出那决定性的一步。“请示报告”中用的还是八大报告的语言：“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运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帮助培养工人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才。”就是说，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仍然戴着“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继《科学十四条》之后的《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和中央关于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九月十五日发出），也没有跨出这一步。
倒是同《高教六十条》一起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国营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说明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分析了国营工业企业中技术人员状况的变化，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条例》上也讲到这个问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文件只管国营工业企业，没有涉及科学教育文化机构中的广大知识分子。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一、广州会议：陶铸功不可没
不过，随着这些条例的制定和贯彻，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再次提出，是势所必至的了。
还在这些条例通过之前，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就说过：“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
在这些条例出台以后，鲜明地把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的，是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
这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陶铸是这样说的：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十二天后，陶铸又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
“我们不能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这些讲话，表现了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政策问题上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近来的许多回忆和史籍，在讲到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陶铸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的这些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在这个问题上发掘了不少史料。我在这里引用的陶铸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从这本书上抄来的。
当时，我们没有听到、看到陶铸讲话的文本，只是从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十一月的一期上看到《中南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给他们“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样一条消息。其中说：“十月间，中南局召开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广东省委也举行了几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据《广东宣教动态》反映，大家对陶铸同志在会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为高兴’，认为党已经给他们‘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对陶铸讲话表示欢欣鼓舞的发言。这条消息，可以说是“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保留”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是从这里知道这件事的。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二、广州会议：聂总功不可没
这里说的广州会议，不是指一九六一年秋天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而是指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两个全国会议，一个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一个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因为周恩来在聂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接着陈毅分别在这两个会议上讲了话，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上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人们把这两个会合到一起，通称为广州会议。
聂总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由我主持召开的。……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同陶铸一样，聂总在推动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决定性调整中，也是功不可没的。
需要补充的就是，广州会议的召开，先有陶铸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做背景，后有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背景。
我们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参加了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会议按聂总的指示，遵照刚刚开完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畅所欲言，共同总结几年来科学技术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三、广州会议：一“马”功不可没
会上大家发言热烈，可以说是一“马”当先，百马奔腾。
所谓一“马”当先，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声学家马大猷，在会议第二天率先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国家科委的赵石英，叫人写了马大猷发言的报道，交给会议简报（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小报揭露，简报的主编，是国家科委的高更用，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科学院的黎功德）。先是只向领导反映的简报，后来按领导的指示和督促，率性登上发给全体与会人员的简报上。这就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和很多人的共鸣，有的科学家还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些情况也都上了会议的简报。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十四、广州会议：总理主持决策
聂总从广州打电话，向那时还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动身来广州之前，于二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写了信，报告次日将同陈毅一起赴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他们正在广州开科学工作会议），听听他们意见。”（据《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听了汇报，看了全部会议简报。他面对的正是在中南地区已经形成、在科学会议上进一步形成的这样的舆论背景。他到会上来讲话，作为中央领导人，难以回避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根本问题作出权威说明的强烈要求。
我记得，于光远（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当时告诉我们：周恩来就这个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重大问题，召集在广州的一些领导同志（现在记得他提到的有陶铸、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范长江、杜润生、武衡等人）征求意见。
陶铸非常明确，说：他在中南局的座谈会上已经宣布，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但是，他的话只是“地方粮票”，不能在全国通行，中央领导人说了，才是“全国通用粮票”。
科学工作方面的几位领导人都表示赞同。
周恩来还特别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见？（不知道周恩来这时是不是注意到了《宣教动态》上的那则情况反映。）于也说了赞同的意见和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
最后，周恩来说：不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这样，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那篇著名的讲话《论知识分子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作过三篇重要讲话：一九五一年那一篇，向北京和天津的高等学校师生作思想改造的动员，它的特点，在于现身说法的人格魅力；一九五六年那一篇，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它的特点，在于新条件下的理论创新；一九六二年这一篇，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它的特点，则在于拨乱反正的政治勇气。这三篇讲话都收进《周恩来选集》了。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这篇讲话，立论谨慎，照顾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