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诗分两节：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乔木还给我解释：前一节是作者问剑，第二节是剑的回答。
一九八八年上海理论界的一本在内部很小范围送阅的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赞成乔木文章的许多意见，但是认为乔木同志的批评把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乔木同志的意见，我向乔木转达了。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还是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为好。
《周扬文集》第五卷收录文章比较完全。《探讨》这篇也收录在内，没有因为引起批评、发生争议而不收。这正是我所希望于《周扬文集》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十一、上书
八十年代后期，周扬病情转重。看他时，他只能简单地说几句话，后来话也不能说了，但你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还能感到他有认识你的感情表露，眼角有时还流出一点泪水。
一九八八年五月，我给思想工作方面的中央领导上书，说：“今年秋天要开文代会，文联改选，周扬现在仍是文联主席，这次当然要改选他人。可否就此换届改选的机会，对周扬一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做出的贡献，给予恰当的、肯定的评价，以某种较为郑重的方式，作出表示？就周扬一生来作总的评价，我想不会有多大的争议，而从文联改选提出此事，又比较自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有好处，比等到周扬同志逝世后再做好些。”九月，通过我所在的部门领导再次给思想工作方面的中央领导上书，说：“今天参加中国科协三十周年纪念会，钱学森报告讲到科协三大换届时授予周培源、严济慈、茅以升三人名誉主席，授予王淦昌等十六人荣誉委员。据我了解，科协这样做体现对老一辈人的尊敬，影响是好的。建议这次文联换届时也这样做。至于周扬同志，我建议在授予别人以名誉主席或委员时，作这样的说明：鉴于周扬同志病重不能担任名誉主席，大会向他表示慰问，并对他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中国文联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我重申：“我觉得在文联换届时提出此事比较自然，从总体上对周扬一生的贡献作肯定评价，也不致有什么争议。这样的话，现在讲一讲，比日后到追悼会上去讲要好。”
我知道文艺界有许多纠葛。好在我不是文艺界人士，也极少认识文艺界的什么人，不会被误认为有什么背景。这上书，只是文艺界外一个共产党员的书生之举。从所在部门的领导那里，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知道，当时中央主管思想工作的胡启立同志和文化部的领导对这样的建议是很重视的，苦心考虑的结果，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即在文代会前夕到病房去看望周扬。十一月七日各报登载了如下的消息：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第五次文代会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今天看望了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副主席冰心。
晚7时，胡启立和文化部长王蒙来到周扬正在养病的北京医院。在宁静的病房里，胡启立与周扬同志的夫人苏灵扬轻声交谈。他说，文联就要开会了，文艺界的朋友都很关心想念周扬同志。他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我们来看看他。胡启立还回忆起过去与周扬同志交往的情景。
下面报道的是他们看望冰心的情况。
这是一种很尊敬的表示，虽然，一篇对周扬一生贡献的恰当评价的话，还是到了追悼会上才讲（严格地说，是才印发）。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于万寿塔下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一、开台锣鼓和收场锣鼓
《几番风雨忆周扬》写完，引起我再写一篇回忆的兴趣，总题目已经偷得，就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说“偷得”，因为这原是别人文章的题目，虽然只是作为副题，终归是“版权所有”吧。
那是一九七六年夏天，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闹得正紧的时候。批“三株大毒草”，其中一株是《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原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报纸和刊物为此发表了多少批判文章，机关和学校开了多少批判会，出版社还单独编印了一本《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据说发行达几千万册，其中就有一篇，题为：
《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
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
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一九七五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
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他们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
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二、提纲的准备：“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在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中宣部内许立群于一九六六年一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一月十七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揖、《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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