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它又有饱满的合法性源泉。我为什么对一年来学界盛行的“宪政热”很不以为然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些学者们都是从几条经典的“合法性来源”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然后加上一个粗略的宪政的“技术设计方案”。恐怕他们自己也信心不足吧。
C:这个信心不足,从本文分析上看得出来。他们自己是知道这差不多是“与虎谋皮”,但又似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以极为隐晦的语言,想指出某种“不合法的过去”。貌似建设性的进言想补足这个合法性。殊不知,中共从一开始就坦白得很,“造反有理”,革命就是合法性,“翻身”就是正当性。
Y:所以,我质疑这个论述的起点依据。我认为我们在处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故事。这不是什么“君权神授”,也不是“民选”等等合法性来源可以涵盖的。你只要转换了这个“合法性来源”的叙述角度,你就知道,“宪政热”过于书生气了。无论如何,从中共革命转换到民主的共和国体制,其间的复杂和难度,怕不是这些宪政设计师们所能想象的。
C:只要你坚持的是非革命性的转换,或者借用一个词,“创造性转换”,那么,你就必须从中共执政具备充足合法性的角度,开始你的工作。
Y:这里的关键有两条,一个是中共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政党,它如何从自己的历史,从自己创造的历史,从那个苦难深处“自我救赎” ;一个是全社会如何实现对中共的“社会赎买”。这是“创造性转换”的两个关键。前者关乎一种意识形态和当下意识。后者关乎一种历史体验。这其实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C:难矣哉。中共的革命,它不是一个英雄的胜利,如同一个国王的胜利,你如何赎买?它又并非一个单一的宗教,可以政教分离。一个管灵魂,一个管社会,怎么做到?
Y:当然是如此。可并非不可能。你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观察到一些迹象。可能并非有意识的,是下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就是将“下意识”,渐渐的变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吗?你可不能用那些“非历史”的词语码出一大堆异想天开的设计,把那点“下意识”给搞没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而我想做的,就是找个机会讲讲这些“下意识”。
康生的狼狗和“棍子的下落”——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六Y:之五,周围的朋友看了,都讲看得不轻松,很沉重。我们自己谈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毕竟,话题本身是沉重的。我们的意图是想对这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做个政治观察。这完全不同于近、现代史或是革命史在以往的叙述。迄今为止,我总觉得,那样的叙事有一种削足适履的毛病。使我们不大容易更加接近一个合理的历史故事。C:真实的历史,很难达到。只要故事的叙述是合理的就行,这个合理的标准,就是常理,普通人可以理解或者讲可以观察到的,可以碰到的东西。哪怕是0偶然才碰到,但只要碰到了,他就能记住,接受。这样的一些素材是更加合理的历史故事。 Y: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观察的方法,就是政治观察。其次是一种分析方法,就是政治行动分析方法。我们是从农业制度史研究开始尝试的。我们发现,从纯粹的生产力角度看,土改至少不能增加土地的产出,在给定的条件下,土地农作物产出同土地制度无关。这样,就让人必须向深处追问,土地制度变革一开始的诉求是什么呢?随后它又变成了什么?我们的观察,就在政党的社会动员里头找到答案了。我们就有了一个角度,这使我们感到我们接近一种更加合理的革命史。虽然讲解放后,先是陈伯达,后是毛泽东都在这个土改身上加上了生产力幻觉,但当初,他们一点都没指望土地里头打出更多的粮食。C:更多的粮食不是当务之急,更不是革命党的任务。Y:对,这就有了“之五”。我们就是这样观察中共革命。同样的,我们也想以同样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溃败。C:我们讲过,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并不对应着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对后者的描述同对前者的描述一样,那都是要重新审视一遍的。Y: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可以扩展的中国现代史叙述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我们眼里的现代史。我们感觉到,从这个结构,我们可以靠近一个生活常识语境下的“合理的历史”。C:当然,这个关于国民党的论题,也是个不轻松的话题。Y:但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开始我们工作。我想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和金冲及的《转折年代——1947》这两本书谈起。最近看了几本书,比较留下印象的有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金冲及《转折年代——1947》。这两本书也算是关于革命史的有份量的著作吧。这两个人不论怎样都还是严肃的作者了。C:嗯,他们两个人不完全一样。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不过,我读了他们的作品,却有个感觉,他们似乎也有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就是都比较倾向于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或是历史的结果都是有个“命定”在里头。这也可能是个下意识的东西吧。毕竟大家都是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Y:对。这个下意识的东西在讨论到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举个例子,金冲及在谈论到1947年华东战场的事情时,大体上是这样几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正义与非正义,当然中共是要和平,国民党是要内战的。于是人心向背就出来了;第二个层次,是战略水平,是英明的还是一厢情愿的,当然,中共或毛泽东是英明的,国民党是在那儿瞎想;第三个层面是战术,是机动灵活的,还是一味各自为政的,当然中共军队如粟裕是机动灵活的,国民党是一盘散沙,自保势力的;第四个层面是战斗,是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还是贪生怕死,当然中共军队战士经过土改后,农民参军是不怕死的,国民党军士兵是贪生怕死。你看看,就这样几下子,成败就立马见了分晓。这个合理吗?经得起追问吗?这个解说是我们很不赞同的。C:当然你不能讲他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一旦成了个解说模式放在那里,然后又去拿很多材料拼命证实这个模式就有问题了。Y:咱们就拿上面这个例子,按这四个层面来说说看。首先看第一个层次,正义和非正义。其实这个层面,中共的历史更愿意讲要不要内战。你要注意到,正义与非正义和要不要内战是完全不同的。就正义性而言,国民政府占优势,中共至多是个地方势力,肯定占不上正义,所以,中共更多的讲“要不要内战”,并且以此来定义正义。这个中间的逻辑是不完整的。“要不要内战”对国民政府来讲,对当时的大多数士绅和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来讲,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不要内战。但如果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有了两条线,国民政府认为你中共过了我这条线,我就灭了你,中共认为你国民政府达不到我这条线,我就一定自己开火做饭吃。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断定这两条线哪条线代表正义呢?金冲及的书一上来,先讲45年以后的接收大员及全国的悲惨情景,以此来暗示,中共这条线是正义的标准,接着再说,中共打内战是被迫的。这基本上是不着调的。C:无论怎么样,我相信,即便是有这样的判定,也谈不上什么人心向背。金冲及的书引用的文章材料来自几份报章,以当时的中国新闻舆论的发展水平,那不过影响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也是根本不关心的。我们以前讲过,中共搞文宣是能力超群的,而当时中国知识界通常还是左倾的,所以舆论上中共是占便宜的。但问题在于,舆论是否影响人心向背,就不容易那么快下结论了。如果人心向背决定正义,或者反过来讲,正义决定人心向背,那么希特勒怎么解释? Y:我们在讲中共早期的社会动员时,就讲过中共并非用正义来做其革命的诉求的。C:迄今为止,人心向背的测度都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西方搞的民意调查,其结果还是需要专家来解释的。但有比没有好。金冲及用一些报章的说法来测度或判定人心向背,肯定站不住脚。因为你可以设身处地的体察一番嘛。上海几个报人写的文章,你就信了?更何况那些报人写的还绕山绕水的,没有当事者的那份了解,你还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呢。Y: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点,当时中国的报纸杂志,特别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如《观察》杂志,其实是同仁刊物,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媒体。它只是一帮子知识分子打算参政议政的舞台而已,他们讲的话,不是要给人民传达内幕,也不是诉诸人民,而是把自己的想法、建议,讲给两个当事人听,就是那个第三者的声音。C:当然主要是讲给国民政府听的。对,这是个第三方要当当事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讲的话只有这些当事人来听了。影响不了一般群众,当然就影响不了人心向背。Y:这实际上还是讲,不管是执政者,还是叛乱者,关键还是动员及控制的效率问题。所以,就第一层次的事情而言,就根本不重要,或者讲没有这个层面上的事情,这是事后编出来的。与此对应的,我们倒是更着重双方各自对自己辖区里的群众的动员和控制。C:那当然一清二白了。中共的效率高,国民党的效率低。金冲及举的很多例子,不能说明人心向背,倒是很能说明国民政府的控制效率没有办法同中共比。这个从根本上讲,是中共的生命之源,就是我们在“之五”中讲的那个道理。Y:从第二个层面上讲,战略水平的高低,也是没有办法进行对比的。国民党当然是全面进攻了,这是政治而不是军事,中共当然要退了,这是军事,不是政治。但这个又被金冲及拿来作为中共是不要内战的佐证,来证明那个第一层面的说法。C:你没有办法,他先有结论了,再来证明,当然处心积虑。Y: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是其政府职责所系,他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全面进攻。而且,尽管有失败,但却达成了初定的目标。你看,《1947》里讲得比较多的是华中七战七捷。问题是,七战七捷之后呢?是苏南、苏北那些最富庶的地方都丢掉了,新四军原来是供应最好的。粟裕退到山东了。国军将中共的山东部队和华中部队压在鲁南。这个你能讲错了吗?不能讲。在东北,四平丢失,总不能说是毛或林深谋远虑,主动放弃吧。刘邓千里跃进,外线作战,连金也承认,外线作战是根据地经济形势所迫,远不是什么毛心中一有个所谓“品”字形战略。这个说法同前一段时间有些经济学家的地图经济学是一泡货色。威慑南京?总有点儿搞笑。刘邓到大别山以后情形,究竟起到什么威慑的作用,我看不出来。所以,从战略局面上讲,两者的角度不同,各有盘算,不是像书生们想象的那样两个棋手一起坐下来,你一手,我一手,从布局上就见出高下了,这才是书生论道。国共之争,不能这样看。当时,各有各的问题,老蒋要压缩共区,形成一点或若干点上的决战。中共是被动的一方,他原本并没有什么既定的战略,他只能因国军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他被迫给压缩在一起了。当然,格局形成时,蒋达成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