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对，就是历史的红利转化为对未来的股权。这就是一切的答案！
C：中共执政以后在农民问题上一直显得矛盾重重，知行不一。我们在之九里头也谈到了甚至早在53年，毛泽东在讨论粮食问题的时候，就对农民表现出非常的不耐烦。随后的时期里头，这个农民的不受待见几乎就是常态了。除了80年代上半期那个短暂的蜜月，其它时期真是提不起来。这是一个历史的结扣，也是一个历史之秘。
Y：咱们就是要解答这个历史之谜。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前段时间看刘邓大军进军到大别山之后的各种“左”倾表现，吃惊得很。邓小平当时主导这个过程，他事后承认就是牺牲农民，否则难以生存。当时李雪峰被派到那里，它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表达了他的愤怒。所以，这个革命家队伍一遇到问题，就毫不犹疑的牺牲农民。这个你在解放后看，怎么牺牲农民的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理直气壮的。所以这个里头有历史的结扣。这个结扣要打开。
C：这个结扣，就是农民的现代化的主体地位，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几件事，要提一提。一个土地所有制，一个是户口制度。
Y：土地所有权的改动，不能使“二元结构”转轨，当然也无从化解所谓“三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赋予太多的意识形态想象。比如温铁军反对“私有化”的一个理由是“社会保障”，这个说服力不强。问题在于农民本来是“资产者”，他与城市工人这样的“无产者”要有的“社会保障”是不一样的。但现在农民的“资产”被剥夺了，你怎么能够去讲，只要有土地就可以有“保障”了，你要做的是找回那个被剥夺的“资产”。“资产者”的社会保障，只应另行设计，而不是用那块价值被管制的土地来保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恢复土地私有权，可以推进市场经济，就言论而言，并不错，但有多大的推动力呢？要付多大的成本呢？不甚了了。总之，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的想当然，曾经多次的祸害这个国家，现在也必须十分的谨慎。把要面对的问题想清楚再来出招，否则覆水难收。
C：“二元结构”的转轨恐怕同整个国家今后的现代化道路相关联。前一阵子，看了秦晖关于“斯托雷平改革”的议论，感觉到他提出的“道路”问题，是有见地的。现在由于“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仅仅是显著的经济增长成就已经不是那么有十足的正当性，已经不可以用它来解释一切了。如果市场经济转化为“权贵资本主义”，而乡村被事实上遗忘或抛弃，那么这个经济成就到底有多么牢靠呢？
Y：“二元结构”转轨其实也就是现代化道路。秦晖的“普鲁士道路”，“美国式道路”之分及借鉴，我不完全同意。但这个道路问题确实要讨论，放在以？后，大概是之十一或之十二来讨论。
C：说点儿题外的话吧。我觉得“三农”问题的讨论和有关“政体”的讨论可以比较一下。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政体”大致是有一个或认定有一个可以操作的现实的方案的，能否实行，何时实行，端在执政者的政治决断。有了这个打底，学者们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的讨论就很热闹了，参与者总归是兴致勃勃。比较之下，“三农”问题在形而下层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没有这个打底，结果在形而上讨论时，就好像不得要领。慢慢的“主流学者”就似乎不大讨论这个问题了。
Y：当然，不能说现在没有形而下的讨论和方案，但不论是土地私有化、送法下乡、送科技下乡、扶贫、减免农业税、裁撤基层政权，更不提什么调整种植结构、产业化经营，都有隔靴搔痒之感，在直观上就难以让人信服，不要说缓解城乡对立，大概连不让局势更加恶化乃至失控都做不到。所以，更多的主流学者采取了可以让人理解的回避的做法，学科性的差异是最漂亮的说辞。但是，事情并不能因此而发生变化。故而，我们就在这里尝试对这个“三农”？问题进行一个历史学的讨论，看看在讨论中能否顺出一个可操作的现实方案来。当然了，就这个对谈录而言，讨论是否详实、叙述是否丰满、角度是否恰当则更为重要。方案固然重要，历史学的观察才更值得关注吧。说到底，一切还是要有个可操作的方案。这个方案我有比较详细的考虑，下次再说吧。
主义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
——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一
Y：关于革命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就是通过对革命过程中那些财经活动的分析和观察来看这个革命史。这与我们以往提倡的用生活常理来理解革命的具体过程和环节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这个之十一，先提个头儿。马克思的学说，美妙固然美妙，但是，它要转化成为一个现实的革命行动，还缺少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金钱。至少，你要知道怎么搞到钱，否则什么革命行动都不能开展，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金钱的作用，在今天这个时代，的确不用特别强调，大家都感同身受了，但在二十多年前，任你死说活说，许多人还是不明白的。
C：鲍罗廷皮包里的“草”，那可是威力无穷的，孙文、冯玉祥、蒋介石等人，都大大用了一把。别的不说，没有苏俄的金钱和武器加顾问，北伐不可能那么快胜利，可能打都不敢打。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军事行动，没有这个“草”是万万不行的。列宁没有德皇的钱大概也不能成功。法国大革命我们所知甚少。至少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没有共产国际通过苏俄提供的大量金钱，大概也就没有多少了吧，小规模的运动不敢说，大规模的则一定不会有。再疯狂的想法，再疯狂的领袖，在这里绝不会糊涂的，因为你根本组织不起来嘛。革命行动，是一个有目标的组织行为，不是起哄架秧子，不是一个或然性的社会扰动，而是革命组织有意为之的故意行为。
Y：是啊，一场罢工，几天下来没有结果，工人会屈服的，老婆孩子要吃饭。但你要是能帮工人解决这个具体的生存问题，资本家就吃不消了，要么屈服，要么刺刀的干活，总之是要摊牌说话的。这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可那些学问家们大都看不见似的，自顾自得讲什么“规律”“趋势”“人心向背”等等不大着调的东西，怎么有说服力呢？
C：中共成立后的几年，搞了许多事，罢工、农运、宣传，影响力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事后的总结，都是讲一些抽象的大道理，殊不知金钱差不多起了决定性作用，饿着肚皮革命家走不动也讲不动的。老实说，当时的这些共产党人或者说革命知识青年，即便在中国社会，也不过是二三流人物罢了，马列理论，到底知道多少皮毛，也是大可以一问的，只要稍稍看看那些留苏人士的记述就不难了解。他们固然有旺盛的精力，疾恶如仇，要把他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行动起来，大钱不要，每人每月三、四十块大洋的零花钱总是要有的。搞一项自己又喜欢、又有钱挣的事业，当然是人生的愉快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多别的指望了。不论对革命组织还是革命党人来说，金钱真是很重要的。黄兴为钱的事几乎与孙中山闹翻。阿拉法特一死，他掌管的几亿美金让巴解组织那些英雄们在阿翁妻女前弯下了腰。
Y：但凡有过创设某种组织或某个集体活动的经验的人，都知道，经费从哪里来，是个大问题。小到某单位的青年人的某次体育竞赛活动，大到某些人搞的NGO，经费问题终归是伴随始终的。所以，如果你不在“经费问题”上去观察理解中共的革命，你就不算在“生活常理”上靠近这段历史。
C：这个政治组织或革命组织的经费来源和花销，透明度相当低，可能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相关资料不容易看到，我怀疑许多资料当时就销毁了吧。比如，从延安时期开始，毛的身边班子里就有个“特别会计室”，主任叫赖祖烈，最早是干苏区闽西工农银行的。许多中央的老人回忆中常常有此人在场，但关于赖的工作则毫无线索，赖本人的回忆也没有有关的说法。我看了一本中办的老人回忆，从延安到中南海，那样厚的一本集子，干什么的人都有，都有回忆，但赖没有。这个人和他的“特别会计室”是神龙见头不见尾。我看倒不是说有个事先的纪律，使这些参与机要的老人们在回忆时不要失密，而是在当时，不论毛还是中央，对于掌握“经费问题”的机构和人员一向就是有个要求。所以，毛的办事班子的那些人可能当初也不知道赖本人的工作具体情形，赖本人则始终不发一言。Y： 嘴严是优秀财务工作人员的起码职业素养，所以在当时，中办机要人员不了解赖的活动是在常理之中。
C：这就带来了一个困难，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比如1930年代的中央红军及苏区的财经史的时候，我们手头的资料就非常有限。即便那些公开出来资料，有一些也是大有问题的。这点我们在观察华北根据地土改那段历史时已经是深有体会了。那些被引用的资料，与其说是当时的原始资料，可能还不如讲是事后用的包装材料。
Y：所以，我们需要直接发展一种分析的方法，去靠近这个财经史。大体上讲，我们的方法不是一种经济统计学的方法，而是一种迂回的方法。即我们从这个革命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分析入手，从这个可能性去推测当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体的中共是如何考虑其行为以便契合于这个经费的可能性，从而去发现中共组织行为的某种依据，及其依据和其可能性的行为结构关系的合理性解释。以孙中山为例，他最终为枪和钱向苏俄低头，改组了国民党，在广州建大本营，其前身的中华党之类的右翼战友们劝都劝不住，经费改变了国民党。
C：这其实也是我们坚持使用的所谓“政治行动分析方法”在财经史中的应用。
Y：不仅是应用一次，而更深入的地方是，我们可以从其依据于经费可能性而产生的行为合理性的转化中去推测这个“政治行为”主体的形态变化。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有三个阶段递次深入：从经费来源的可能性到政治行为（或曰政治策略）的合理性再到中共组织形态的演变。
C：你说的这个很重要，路径依赖或者说历史的烙印，这个没办法，它毕竟是减少了行为主体的可能性空间，使我们做推测的时候更容易一些。但确实，中共历史上都有一系列的现象，不容易给出一个合理性的解说，这个财经史大概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讲的过去的解释，则要么成一种宣传的包装，要么成一种解构的贬斥。二者都无从增加我们的知识。
Y：其实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如何在生活常理上靠近历史。我们无意再现“真实的历史”，也无意指何种解释为真，我们只是要在常理上给出生活的解释。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恰恰就是生活本身，即中共及其所有的关联组织吃什么用什么，怎么来的。这就是中共的早期生活史。
C：中共的初创时期，主要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时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