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招安吧。无论如何,招安还是置根于中国社会。保不齐,毛还是这个招安的首倡者呢!这个非常之中国传统的革命式样,对毛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讲不通的地方。总之,有了机会再起事就是了。此刻生存下去本身,也就是逃亡本身如果还能带来什么机会的话,那就是招安。而招安这个幽灵恰恰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那段匪夷所思的争斗的底色!Y: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及一方面军北上,有太多的官制史学。其中一个有名的传说,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讲有三万人,而张国焘也夸大其人数为十万人。这个情景还写入一些影视剧,流传甚广。这个故事,表达了一种想象,就是一、四方面会师之日起,路线斗争就开始了。双方各怀鬼胎,周恩来夸大了中央红军数,张国焘打一开始就轻慢了中央。这个故事根本就经不起追问。中央红军是1935年6月12日与李先念所部会师。中央红军人数大致二万左右,两军从即日起即有不断的交流,联欢。李部亦向中央红军供给食物、衣物等等。张国焘是6月25日晚才来与毛、周等会面。其间10多天,张国焘与中央及李先念联络频繁。李先念是久经战阵的主力军政委,在四方面军以机智著称,难道这么长时间还搞不清中央红军的数量?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会去硬着头皮扯谎,不可能嘛。
C:是啊。只要把时间排列一下,就有问题了。中间有个十天,李先念就是个文职人员,怕也搞得清楚中央红军的数量吧。哪还轮到周恩来来扯谎,这是典型的想象。还有那封有名的“密电”,也有类似的问题。照叶等人的说法,9月9日下午,右路军电报员接译了张国焘标明由陈昌浩亲译的密电,交给叶剑英。让叶给陈,陈正在会议上讲话,要讲完才看。叶怕误事,就打开电报,见到密电内容大惊,离开右路军指挥部,到毛住处。毛让叶誊写一封,原件让叶还陈昌浩,叶又到指挥部会场,见陈还在讲话,将电报交陈的参谋,此时大约为下午3~4点钟。毛当天傍晚还去见陈、徐,谈了话。然后,叶在凌晨二点前逃走,与毛一同赶到彭德怀三军团驻地。此后陈昌浩发觉叶逃走,大怒,要派兵去追,被徐向前制止。此时离叶将电报交给陈昌浩的参谋已10个多小时。那么在这10个多小时里,陈昌浩一直在讲话?张国焘给他的须本人亲译之密电,陈的参谋会扣在手上10个小时?陈昌浩如果看了密电会没有行动?或是某种表示?这根本就讲不通嘛。你把这个密电故事的时间排出来,就发现了漏洞。所以讲,加害于中央领导的密电根本就子虚乌有。但是是否有内容不大友好的,例如监视中央纵队活动的意思的电报,那倒也有可能,但用不着这样编个大故事来耸人听闻呀。
Y:这两个故事,是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流传甚广的故事。要揭穿这样的故事,原本并不难。只要把时间排排就行了。但此两件事居然就成了所谓党史上的公案,长久得不到解答。徐向前、李先念在80年代、90年代亦通过多种方式暗示,并没有这份密电,而党史作者们似乎也更愿从这些人的事后回忆中去仔细地对比,想找出真相。其实很简单,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一遍,按照所谓当事人的讲法,完整的讲一遍,就发觉漏洞了。就用故事本身的漏洞就可以证伪这个故事。用不着去分析四方面军那帮老同志几十年后的欲言又止的曲笔回忆。
C:可见,即便是简单明了之事,如果有个从事后的结果和结论出发的定见,会怎样的遗失观察者的客观和公正。可很奇怪,这样明显讲不通的事情,却堂而皇之的在那些将帅回忆录中就这么编写。
Y:记不清是哪个好心的党史作者写过,张国焘与毛主席比,政治智慧高下立见,体现在毛于遵义会议时,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争取了中央大多数,结果拿到了领导权。而张国焘从会师之日起,就纠缠不休要进行政治路线清算,所以中央大多数反对,张国焘就不行。真是“替古人操心”。与其替张这么想,倒不如去想想张国焘为什么一定要和中央谈政治路线问题。难道就是要夺权?毛在遵义时,手边无一兵一卒,只好靠谋略。张手上大兵在握,要夺权,不必如此吧。其实,应当追问的倒是彼时彼地的政治路线问题是否该谈呢?
C:这就事关中共在会师之后的基本路向。不是能照搬遵义会议时期,只谈军事,不谈政治的路数就能解决的,不那样简单。在会师之后,如果讲不解决这个路线问题,就还是个跑,那么以当时的情景而言,究竟是四方军的同志熟悉西北地区,还是一方面军的人熟悉西北地区呢?这不明摆着嘛。既然四方面军的同志熟悉实际情况,那么他们的意见就应当得到重视。可是中央红军一到川西北,就是急吼吼地要赶紧离开此地,北上。如果北上有条件。张国焘在川北建根据地的时候,为什么不分兵北上,先打开一个局面呢?他难道那个时候就存心要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吗?这说不通嘛。事实上,在会师前两个月,张就曾试图拿下松潘,是徐向前指挥的,结果失利。 Y:张国焘是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指令主力转入川西北,他在此地带活动了有半年,他五月派李先念南下接应中央红军。应当讲,他确实有机会先行派出部队北上探路的。他手上有8万人,他对北上确实浅尝辄止。 除徐向前打松潘那次战斗以外,没有再多做北上的努力。这中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北面胡宗南部队防守作战很有办法。在通南巴的时候,徐向前就很想诱胡宗南从北方防线南下,与其野战,结果试了几次都没有得逞。这胡宗南就是守着北方防线让你来攻。徐向前就此罢手。前方将领既然有此看法,张国焘如何去想北上呢?他当时必须十分小心细致地考虑北上方案嘛。
C:说到胡宗南善防守,不能不提松潘作战失利。两军会师之后,一方面张国焘确实想与中央好好谈谈政治路线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同意了中央迅速北上的想法。6月25日下午张到达中央驻地;6月29日就发布了会师以后的第一个战役计划《松潘战役计划》,兵分三路,打头阵的是林彪。四方面军主力也调上去参战,半个多月,还未攻到松潘城下。只好罢休。松潘不下你如何北上呢?胡宗南守在那,打不下来,则进入甘南的南北通道就卡住了。
Y:你林彪打头阵,打不下来,算不算是一方面军存心不想北上呢?当然不能算,既然如此,到9月3日,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过草原受阻于墨洼噶曲河不能北上,退回阿坝,难道就是存心吗?况且一方面军的董振堂在8月19日就奉张之命北上进入草地探路了。比你中央红军中央纵队8月23日才进草地还早4天呢。现在党史引用刘伯承解放以后的回忆讲,董振堂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可信吗?董是探路的,能过,他才发报给张,张想过,才从阿坝走3天到墨洼的,等到了以后,下雨过不去,董有工兵营,知道如何找渡口,如有渡口,张不过,如何服人?你刘伯承身为总参谋长,也到了噶曲河边,过不过得去,都是内行人一眼看得出。张国焘既然已经从阿坝走到这里了。他为什么过得去而不过呢?所以你不能从事后看,张国焘确实反对北上,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存心作难中央。说实在,他要是一开始就存心,不要说是反中央了,即使来个消极不配合,你中央当时有无饭吃还难讲呢?
C:刘伯承这些人的事后回忆是靠不住的。彭德怀在自述中讲张派秘书黄超到彭的住处,送来牛肉干、大米和银元。认为是拉拢彭,是旧军阀的卑鄙手法。这简直是不厚道。这种说法能采信吗?如果能采信,那么毛毛写邓小平说当时傅钟送邓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几斤牛肉干,解决了大问题,又当如何说呢?
Y:彭的回忆已是在文革中的事了。他为了自保,这么讲,情有可原,不能讲不厚道。刘伯承在张国焘的司令部里呆了近一年时间,有点不清不白。加之一直不受毛的待见,到 1961回忆时,那是为自己解脱,也事出有因吧。问题是,研究者千万要仔细地想想,他们的回忆的细节,是否经得起常理的追问,经得起追问,即便无从证实,也是提供了想象的启发。怕只怕,研究者自己心中的那个“历史”本来就是由后来这些“当代史”构成的,他们如此引用的回忆,不过就是同义反复。
C: 所以,如果你,开始就抱定张国焘有野心,要反中央,所以来来回回闹别扭,以这样的思路下去组织所谓的“史料”,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能经得起追问吗?当然不能。除非你脑子进水了。有时,看这些书,看到这些段落时,哭笑不得。如此的史学训练是怎么养成的呢?即便是有政治风险,那也不致于弄成一张破渔网嘛。
Y:差不多讲,刘统这本书算好的呢。有一本《伟大的长征》,是杨尚昆题书名,冯文彬写序,算是很正式的书,写这一段时讲,当右路军过了草地到达巴西、班佑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正在草地平行的方向朝阿坝一带运动。这就不是是否经得起追问了,这简直就是在编造了。左路军总部进占阿坝是8月21日。右路军进草地是8月24日,到班佑,巴西是8月28、29日。前后差了7、8天。人家就敢这么写。可怜徐帅年迈体衰,老眼昏花,居然也为此书题了词。索尔斯伯里写《长征》,引用胡华的看法,讲松潘失利是张国焘故意破坏,改动计划,让三十军佯攻松潘,结果破坏了战役计划。这谬误就更大了。除了语言翻译的因素外,这个老外大概也是类似的结论听得多了,也有了定见。 C:是啊。倒不是为张国焘辩白。分裂是事实,我们正是想拨开这个大事件的迷雾,来探究,何以这个分裂就发生了。我们当然不能认同迄今为止的关于这次分裂事件的解说。这些解说几乎是建立在延安期间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基础上的,是在张国焘叛党之后进行的党内斗争基础上的。我们知道这样的解说,是经不起追问的。
Y: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从近的方面讲,在6月14日两军会师之后就开始了。从远的方面讲,则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就开始了。前者,集中在军事层面,后者集中在政治层面,这是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发展到两军会师见面之后,就纠缠在一起。我打算先分开来谈谈。先从事实发生的经过,就军事计划和执行谈起。张国焘是在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从遵义给他的电令,从通南巴西移,西渡嘉陵江在3月中旬抵达泯江流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在此地先是设立川陕省委,设立“西北联邦政府”,后是在军事上,对四周情况进行试探。最重要的行动是在四月份,以一部北上打松潘,未能得手,另一部五月南下打懋功。为中央红军会师作准备。张国焘住在茂县,大约离懋功有三天路程。
C:从3月中旬,张国焘到北川,茂县一带。到6月中旬两军会师,有3个月时间,建立川陕省委和西北联邦政府,应当讲没有花张国焘多少时间,不少回忆录都讲,这二件事情主要是周纯全负责,大约只有十几个中级干部在周的手下做这两件事。张国焘可能同陈昌浩、徐向前把主要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