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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儿盖会议，关键内容就两点，一是占甘南后，以岷县为根据地图谋向东发展。另一条，就是让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前一条，让张国焘无法打夏洮流域的目标。后一条，则是实实在在地规定他这个统帅部的行军路线。甚至以前一条压迫他执行后一条。所以，在张国焘那里，那种心理状况就加深了。他心地深处的东西在上升。原先按照夏洮战役执行，如果顺利占领夏洮流域，那么四方面军居功至伟，他对全军统帅权就经得起考验了。同时在战略上，保住了通到青海、新疆的通道。对张来讲，政治、军事都照顾到了。这是北上对他而言最好，也是唯一的可接受的方案。所以，他自己来挑这副担子。但不成想百密一疏，陈、徐北毛这么一拉，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就给拉过去了。张国焘全部节奏就打乱了。他一下子处在非常难受的位置上，左、右不是。他心情变得很糟。这时，他对北上的大方针失去信心了。他有种严重的受挫感，怎么自己的节奏总是被毛打乱呢？他不想这样玩下去了。C：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数。是先过了草地会合以后解决，还是依现状解决，他拿不准。但老天替他作了选择。9月3日天降大雨，他过不了噶曲河。他决定重返阿坝，依现状解决问题。他这个决定，相当草率。他现在摊牌了，但他为什么不在8月13日前摊牌呢？那至少徐、张还没有动摇过去呀，现在摊牌，对徐、陈把握何在呢？陈、徐如果拉不回来呢？
Y：这肯定不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相反，是他对整个事情变得不耐烦，有点儿精力不集中的表现。反正过不了河，干脆就是摊牌吧，爱谁谁。
这样一来，就堵死了一条路，就是在党内解决的路。或者将大大地降低了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另一个方向的路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张此时是不是就有要走招安的路，还不能肯定。但他潜意识的这个想法，心理深处，在向上升，在影响他对周围讯息的判断。你看在9月3日之后，他给中央电报一个劲的讲北上不利。但他讲的这些不利，原本就存在啊。沙窝会议时，就有足够的信息让你们做出北上困难之处何在的判断的。你张国焘现在一个劲地讲北上不好，南下什么给养、住宿人口密度之类的好处，总有那么点言不由衷的味道。张国焘此时的心境已经大变，他对周围讯息的读取已经有了明显的倾向了。而他的这种倾向，又被毛看在眼里，在毛的心理深处，不断的验证着毛对张的恶意的想象。毛的惊惧在迅速加深。
C：此时，双方电报的语气也变得有意味得很，变的特别的诚恳，耐心，和平等，透着摊牌前的宁静。
Y：毛、张，两位此时，心底深处的东西都在上升，彼此互为镜像，周围的敌情一天一个样，整个部队也变得躁动不安。讯息开始增多，也异常的含混。双方都放出了深思熟虑的假像，借语气的诚恳以稳住对方。双方心理处在对决较量中。结果，是毛这边一下子先过了心理临界点。我相信是各种讯息在聚合中，不断增大了毛的心理压力，他内心变得惶恐。毛应当讲，并不是有预谋的。他在9月9日傍晚还去了陈昌浩的司令部，同徐向前、陈昌浩谈了话。大体上讲，他应当是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得到了某个讯息，自我确认了他心中的惊惧指向，于是那种惊惧的反应就出现了。
C：应当是这样的。他就是没有预谋，他就是个心理过程，一下子就做出反应。
Y：他拉了政治局委员们和他一起出逃，这是他的本能反应。要知道，在与张的心理较量中，中央政治局这帮人，已经被毛内化为心灵之友了。他越是对周围情形有惊惧感，他内化的力量就越强。我们仔细的体验一下，在某种压力环境下，当你的惊惧指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其他的人，你下意识的就有一种心理接近的冲动和偏向，你甚至不计前嫌的对很多人有了亲切感。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强化的本能。毛对政治局委员们就是如此。他一定要拉着他们一起出逃。他自然顺嘴就把心底深处的那种惊惧感变成了有鼻子有眼的故事讲给那些人听。于是大家一起跑。
C： 9月3日张国焘本来还可以回到毛儿盖走右路军原路到班佑的，但张国焘决定不再北上了。而不走，说明他真正是另有打算了。在此之前，他有模糊性。张本人一直是主张北进的，即使是毛强调了过草地的困难以后，他还是主张北进的。但当9月3日，他决定不再北进时，他的模糊性就没有了。他电报上讲的那些话，也就当不得真了。他已经不是北上或南下的利弊比较了，他内心打算另搞一套的想法已露出头来。可以这样讲， 9月3日决定，使毛的心态大变，而毛在9月9日出逃，又使张的心态明朗起来。张就走向另一条道了。
Y： 9月3日的事还可以再讲讲。我想有种愤怒在张那里不断积累。我多次地试图体验张的这个感觉。我观察到生活中有这样的例子，即团体中，有那样一种人，他似乎总可以无理搅三分，他似乎没有负担，今天骂你，明儿道歉，你刚刚原谅他，他又骂你。而另一个心气很高，自视为俊才的人，尽管做了对团体有贡献的事，却得不到由衷的赞扬和认同，总是被前一种人误解或忽视。不得不自己来讲明自己的贡献。张国焘从见面起，就有这么种场景。他总是想在政治层面上肯定四方面军的贡献，可临时中央这帮人，一会抓住“西北联邦”上纲上线，一会抓住张的部队打骂现象，小题大作。一会肯定四方面军发展红军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会又讲四方面军军队政治素质差，一会又讲感谢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支持，一会讲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错误逃跑主义的。反正，在张国焘感觉里头，中央这帮人简直不知好歹。张内心深处有想法，说到底，谁内心深处没有想法呢。在那样绝望的环境中，张闻天不是想离开吗？其他人就没有想法？问题是，张国焘心底的那个想法，原本就是有根有据的，而别人的想法，则仅仅是一种“愿景”吧，一点都不靠谱。就招安而言，即是如此。张国焘并不想招安。有八万健儿在手，他的现实感受，是还可以继续努力下去的。但长时间的艰苦战斗环境，使他怀疑苏维埃运动，这时他下意识的几个行动，朝着苏维埃运动的替代方向去努力。他想保持整建制，也想在名分和面子上站住脚。他对苏俄的力量有体会，可能还想以某种方式，继续保持苏俄今后的支持，等等。他也试图有个方案，方方面面都照顾到。所以他有些忍气吞声。 就像今天看到的宋楚渝在台湾政坛的状况。谁都把你当回事，谁又都想用你一把。宋之忍气吞声被陈水扁欺弄，就在于宋内心的想法太大，太周全了。张国焘就有这么种心境。
C：另外，刺激张国焘神经的还有毛儿盖会议讲的西出甘青新是右倾机会主义。
Y：这点原本是作存疑打算的。从资料上看，张从未曾讲过主力去甘青新，讲的是组织一部远征军去甘青新。如果全部失败，则剩余部队去新疆也提过。但至少在毛儿盖会议之前，文字上没有表明张国焘提过主力去新疆。不知中央几次提到张国焘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缘由何在！也可能是在参谋部里头张国焘手下将领口头讲过主力去新疆的话，说到底，毛还讲过全力靠近外蒙，不行退入外蒙境内的话呢？那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当然算，张国焘也不客气，称之为失败主义，逃跑主义。
但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在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者”耳朵里头，特别刺激吧。所以当他下决心服从中央指令，北上时，他到了墨洼，却由于上天的原因过不了河。此时，他的愤懑就暴发了，他一反其会师以来委曲求全周密考虑的作风，突然轻率地决定不北上。不但不北上，他干脆让徐，陈也南下，再打松藩，绕过政治局下达军令。摆开了与政治局对决的架势。所以，我更相信9月3日张的决定，是个心理过程。只能体会到，无法去印证的事情。
C： 这个就不是史料不足的问题，而是，不可能有史料来确定的。当时张的这些内心变化，他是不会讲给朱德、刘伯承听的。他身边没有自己的高级干部。他只有自己承受内心的煎熬。前面讲的，他失去耐心了。
Y： 他失去耐心，但也没有马上上升到招安的程度。他愤怒之下，放出胜负手，原也是指望中央屈服的。他软硬兼施。一方面直接以总司令部名义电令徐、陈、彭、林。一方面又对中央恳切陈词。但没有效果。原本他有相当的把握，只要陈、徐听他的，中央就会屈服。他完全没有想到毛会出逃。他倒是给毛的这一手给吓住了。从9月11日部队中高层干部知道中央出逃以后，部队很是混乱，张国焘似乎也无心控制部队。他一时也没有了方向。情况实在太乱。9月15日，他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大会。”这会上没有什么主题，乱哄哄一片，说明张对毛的出逃没有心理准备，他的一相情愿被击破；他很慌乱。他虽然有另搞一套的想法，但并没有与中央分裂的心理准备。
C： 这里头有个问题，张国焘如何向全军解释呢？要知道，现在出现的情况，同你一直以来对红军的布尔什维克教育完全冲突的。张国焘这个川康省委会议的主调是反对毛、周、洛、博的逃跑路线。注意，张没有讲是中央跑掉了。只讲这四个人，对革命丧失信心，带一、三军团跑了。他没有办法在这次会议上讲清楚这件事，但公开地宣扬一、三军团逃跑了，却也给四方面军造成一种绝境，只能依靠张主席了。应当讲，这时张的威望又达到一个高峰。而且，其中也有了别样的变化，如果讲在此以前，红军将士心中还有个党中央可以指望的话，现在只能指望张主席了。张的选择空间是不是更大了呢？
Y：这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他也没办法了，反正中央给逃跑了。他只能将部队的信心建立在他自己身上了。他的选择空间其实是小了。他只有南下了，至于南下干什么，那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徐向前、陈昌浩在这期间的作用。徐、陈二位从8月13日张离开以后，同政治局相处的还是不错的。先是同意了毛的观点，出甘南以后应当向东发展，导致了毛召开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目标，使张国焘变得被动。这之后，徐、陈就一直比较配合中央的行动。特别是8月29日包座之战，徐、陈指挥四方面军打得很成功。击溃了胡宗南49师，是半年以来，红军最大胜利，缴获颇丰。这期间，徐、陈二位是配合毛的。直到9月8日前，徐、陈都是认为北上好于南下，力主左右路军尽快会合。这中间有个细节比较引人注目。大体在9月6日或7日间，毛找徐、陈；提出不再等张国焘了，右路军先走，反正左路军就只好跟进，陈坚决不同意。C： 这说明，毛已有出走的先兆了。9月5日，徐、陈已令一军团在俄界休整一周时间。一周时间，是左路军重新北上到达巴西的最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