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蒋在国内给中共开的条件，就是招安。1936年5月中旬，陈立夫通过曾养甫给中共讲了四项谈判条件①红军经宁夏去绥远靠近外蒙边境地带；②南京政府改组为国防政府；③对日宣战之时，红军纳入全国军队统一编制；④中共领袖到南京参加政府，促进联俄。这四项条件的核心是联俄制日。借中共之力拖苏联下水，所以最好是红军去绥远外蒙地区，使苏联人卷进来。在36年4月7日洛川会议上，张学良也建议过红军经宁夏去绥远外蒙。毛看透了这一点。在6月28日毛给张国焘电报中讲“南京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蒋希望红军去的那个地区正好就是后来“百灵庙之战”的地方。中共拒绝了蒋和张学良的这个去绥远外蒙的提议。
C：拒绝了？为什么啊？这有点奇怪啊。当时不论是与张学良谈，还是同蒋谈，经宁夏靠近外蒙都不错啊。至少原本红军北上时，方向之一就是靠近外蒙啊。为什么拒绝呢。不用打仗，就可以去，还搞后来的什么宁夏战役呀。红军东征是4月底结束，5月中旬就开始西征了。走的方向就是去宁夏呀。西征战役大致到7月上旬结束了。这期间正好是同国民党谈这个去绥远的事，红军可以就坡下驴嘛。这不就是中共一直想办的事情嘛，没有理由拒绝呀。
Y：这正是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在35年10月，张学良就应当有这个判断，就是红军有可能经宁夏去绥远外蒙。他绝对不是在36年4月7日见周恩来时突发奇想，建议红军去绥远，外蒙的。他在35年10月就应当有这个判断。但是毛没有按常理出牌。毛在到达陕北以后，也在考虑红军的动向。他选择了东征计划，否决了张闻天热心的经宁夏靠近外蒙的计划。毛在35年12月1日给张闻天电报中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完全同意”，“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毛用这个“时间和经路”来说服张闻天先支持东征计划。当时党内主要意见是支持张闻天的经宁夏去外蒙的想法的。而毛还想再碰碰运气。他不想立即就去外蒙，在他看来，事情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毛从技术层面上，强调了东征计划与“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不冲突。毛的想法还是先冲击山西再说。所以，张学良判断红军应经宁夏去外蒙，这个判断没有错。他大概让东北军也是这么准备的。可结果让他吃惊，红军一头扎进山西了，张学良自然只能先瞧瞧红军的能耐。到四月份，他估计红军在山西没有多大的戏了，于是就给周恩来提议，你们还是干脆点，经宁夏去绥远外蒙吧，这差不多算是在讲风凉话了。东征失利，毛也只好执行西征计划，这个西征计划也是毛的那种机会主义式的行动。看上去，这个计划是打通宁夏，接通外蒙，给红军留条生路，但也包含了一个在陕甘宁交界处占住一大块空间，用“空间换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的意思。西征战役执行中，“两广事变”发生，红军压力减轻。自然毛就又有一些理由说服党内同事，先不忙去外蒙，先看看再讲，比如先同二、四方面军会师，再定行止。这期间张学良没有再给红军军事压力。
C：毛在思想深处是不想去苏联的。到陕北以后，他与林彪关于去陕南游击的争论，表明他不想散伙；与张闻天在东征问题的分歧表明他不想去苏联外蒙；与彭德怀关于东征与陕北联系的争论表明他不想留在陕北。他本能地抵制这样的计划，他抵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给你找理由拖，他总是很顽强，张闻天这些人就不那么顽强，所以就总是被毛说服。那么共产国际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呢？
Y：问题难在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布达中共呢？直到1936年6月中旬，红军才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所以，6月28日毛给张国焘的电报是个时间关节点。在此之前，西征战役就是经宁夏去外蒙，毛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但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恢复以后，我认为，共产国际不赞成红军去绥远外蒙。
C：这就不是共产国际的问题了，不如说是苏联的问题吧。当时要去外蒙，也就三条路，第一条最便捷的路是经榆林去外蒙，但汤恩伯在那里，即便蒋让红军从那里过，敢不敢过也还是问题；第二条路是从山西迂回过，就是毛讲的“经路”；第三条是从宁夏过，就36年六月左右来看，在陕北的那点子部队，强行通过也过不去，到了八九月份张国焘参加宁夏战役时，提出一定要飞机大炮，否则无法过得去。于是共产国际书记处在九月份批准了计划，但仅仅含糊的讲可以提供援助。但到了11月3日，又把地点改到了新疆。九月份共产国际反对去新疆，11月要求去新疆，这个变化也太快了一点，部队哪经得住这种变化呢。可以由此推断：九月的承诺，也未必真正可以兑现。所以我认定，在此之前，不论共产国际还是苏联，对红军去外蒙苏联，至少是不那么情愿的。那个心态，大致是这样的：最好不要来，实在没办法，那就过来吧。Y：就是前面讲过的，苏联不想在察绥这些敏感地带引起日本人的反弹。苏联已占住外蒙了，他担心给日本找借口，丢掉外蒙。为救红军，这样做划不来。所以共产国际宁可红军去新疆。其实，在这两个月里头，有四个主体：斯大林、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四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意见，但只有斯大林的意见是比较固定的。共产国际的意见，一方面要听斯大林的，另一方面也要救中共，但肯定偏向于斯大林。斯大林的盘算中，有没有中共不重要，关键是中国要拖住日本，所以中共不重要了。中共代表团则是希望给危难中的战友打气，让他们不要垮了，各种承诺，能给的就给，兑现不了，也给。中共中央则没有头绪，怎样都行，只要生存下去就行。这期间的电报、计划很多，当不得真。
C：红军整建制去外蒙，可能是会有问题。如果只是残部逃亡到外蒙呢？
Y：那就没有问题，苏联人肯定会照样接受，然后剥夺中共这班人对红军残部的支配权。苏联人这个准备工作是有的。总归一句话，红军最好不要去绥远。这一点，苏联人的想法倒是同毛一致。
C：我认为，去外蒙苏联，是那帮书生们的一厢情愿。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把共产国际和苏联当作真正依靠的。对毛来说，则不是那么回事。他在长征途中也有去外蒙苏联的想法，但是，他仅仅把这当成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他可能会把共产国际当成现实的依靠，但不会当成心理的依靠和依赖。一路长征下来，加上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以党的领袖身份打交道，再加上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的敏感判断，他认为去外蒙苏联这条路子，对他来讲，怎么都像热脸贴上冷屁股，他没有其他领袖对共产国际的毫不做作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毋宁说，还有一种屈辱感，寄人篱下的感觉。张国焘大致也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他没有主动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原因之一吧。毛张二人的这种自主性和对共产国际的疏离感，无法与别人沟通。而且，这种东西也讲不清楚，在那种情势下，一讲出来，无疑就是一种叛徒的话语。所以，对毛来说，在这个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倒是高度一致的：能不去就不去，实在没办法，那就去吧。“两广事变”也给毛带来了机会，便于他坚持自己的想法。红军也趁机实现了三军会师。
Y：蒋处理完“两广事变”，重新部署部队，大致到10月左右就完成了。随后绥远动荡，11月就发生事变，到12月3日，百灵庙大捷，伪蒙军失败，绥远事变结束。绥远抗战，中央军做出的战略是全面参战的，但没有想到十几天傅作义就拿下来了。日本人在很小的程度上参与此事。其作战部队没有参加，中央军就没有参战。其实在8月，日本已经做出战略选择，即采取“南下”战略。关东军热心 “北上”战略的主流政治家被挂起来了。于是绥远的重要意义就下降了。伪蒙军和一部分关东军背景的日本人，想在绥远造成即成事实，被蒋的坚定态度给击退了。虽然不能肯定蒋在8月份是否就知道了日本人的这个战略选择，但他从百灵庙战役轻松获胜，应能猜测出日本的方向了。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概括起来，从35年10月开始，蒋政权这里，主线是防止日本图谋晋绥，想联俄抗日；付线是招安红军，整合西北力量。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所以后来史书上就有点讲乱了，把围绕着主线进行的军事调动，都讲成针对红军的，结果蒋介石就坐实了只打内战不抗日的恶名。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想加进来搅局。从8月份开始，他们试图同南京谈判，搞共同防共的协议，其实就是想在这个地区防止苏联插足。这当然不合蒋的意，就干脆拒绝了。
C：两广事变结束，蒋的部署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毛又有压力了吧。
Y：对。蒋让胡宗南重新从西边陕甘大道向东北方向施加压力，迫使会师之后的红军主力进宁夏。我看蒋的意图，能干掉红军主力就干掉，干不掉，就把红军主力撵到绥远外蒙边界地带。胡军从10月上旬开始给红军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红军此时的方向怎么选择呢？经宁夏去绥远？可以去，但共产国际的丑话可能已说在前头了。你们就只能保持个党的架子。红军要全部缴械解散。这不是毛、彭想要的。连洛甫、博古这些人也不想要这样的结果，除非别无活路。过黄河西去新疆，这是共产国际同意的。但却不是蒋介石喜欢的。中共到新疆去和盛世才搞到一起，更危险。
C：去新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在苏联的羽翼之下，但比直接去苏联强一点。实际上，盛世才那时对南京离心离德，正打算加入苏联呢。中共到新疆，有可能迅速做大，再杀回内地。所以，胡宗南对四方面军渡河西去的行动给予猛烈打击。
Y：毛及红军就是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去绥远心有不甘，去新疆老蒋不让。来回犹豫，宁夏战役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制订的并执行的。这个计划没有方向，只有占领宁夏境内黄河几个渡口是确定的。这样的计划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很快就停止执行了。到11月3日，陈云和王明从莫斯科给中共电报：“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能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这个电报试图打消红军的犹豫，坚定红军去新疆的决心。可惜，即便此时毛回心转意，想去新疆，也不可能了。因为胡宗南连续突击，已使四方面军主力被切成两个部分。在黄河东岸的张国焘已经过不去黄河了，只好向宁夏方向转移。
C：毛在10月26日还不乐意红军去新疆，他给彭的电报讲“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从中看出他至少在这个时间还在犹豫，究竟是去新疆，还是去绥远？毛确实表现出拿不定主意的状况。
Y：所以11月3日王明、陈云的电报，就是打消毛的犹豫的，但来不及了。毛又一次地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免除了自身失误造成危害的责任。他有了解脱自己责任的借口，那就是胡宗南的进军已使共产国际的建议无法执行，而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