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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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 第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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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刘军。
  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五日,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
  萨尔浒之战,历时5天,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明军的失败,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情况不明,料敌不确,筹划不周,准备不充分,因而分进不仅未能达成合击,反遭各个击破。二是主力突出冒进,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并使南北两路也陷入力单势孤的危境,为后金从容转移兵力,依次各个歼击造成了有利战机。三是杨镐掌握的机动部队置于辽阳,远离前线,既不能及时策应前队,也不能掩护败退。加上杨镐远处后方,对战况盲无所知,前线又无人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行动,其失败是必然的。另外,明军作战意图事先泄露,使后金预有准备,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努尔哈赤,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首先,及时探明敌情,适时判明对方进攻的主次方向,正确决定首先反击对其威胁最大而又孤立突出的杜松军,形成对明军各路的中间突破。其次,善于集中使用兵力,除以一部扼守要点外,八旗主力始终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上,从而在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使每战形成局部优势,保证战斗的胜利。再次,能发挥其骑兵快速机动的特长,及时迅速转移兵力,既弥补了兵力不足,又使明军猝不及防。另外,努尔哈赤善于用间行诈,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
  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形危急。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66 明末农民战争

中国古代农民军事武装斗争的顶峰 
  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军与明清军队进行的一场战争,近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从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渑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展和总结。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明朝藩王对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战争的地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陕西为中心,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业者罢矿不断发生,为明末农民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就全国范围来看还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革命。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36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散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主抚派杨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王自用在崇祯六年(1633年)作战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展开了新的战斗。渑池突围的胜利,不但使义军未被消灭,而且变被动为主动,对后来起义军势力壮大意义重大。
  起义军渑池突围后,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明将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崇祯九年(1636年)夏,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牺牲。
  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退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张献忠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转入低潮。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攻占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次起兵,在罗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襄阳,镇压了襄王。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
  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大军相互应援,分别在川陕和河南战场与明军作战。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从洛阳转入湖广作战,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攻下襄阳,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此后连克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县)、孝感、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据河洛取天下〃。李自成攻占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争取群众,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战术,派遣将领分守所克城邑,严密军事组织,建立各种军事制度,把军队分为骑兵和步兵两种,形成营队两组编制,战术上步骑配合,骑兵诱敌,步兵拒战,然后骑兵包抄合围。攻城时骑兵布围,步兵冲锋,昼夜三番轮攻。这表明起义军已由流动作战阶段进入阵地战阶段,已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李自成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10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势力进一步壮大,把西安作为攻打北京的基地。然后,李自成亲率大军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克太原,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从北面包围了北京。另一路义军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渡黄河攻克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分取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从南面包围北京。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从昌平围攻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十九日李自成率兵进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明朝被推翻。
  李自成进京后,面临的形势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其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成为起义军的心腹之患。出于对农民起义军仇恨的地主阶级本性,吴三桂投降了清朝,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军队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篇章。
  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或1A10,常常失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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