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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节，国民党派驻晋察冀边区的书记长田昆山路经延安。交际处长金城认为这人是个老右派、老特务，不予交往。毛泽东却对金城交待：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调查过国民党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对顽固派特务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都看成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汉奸。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毛泽东亲自与田昆山长谈。会见后田昆山对金城说：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以“拉出来”对“拉出去”（3）
抗战期间的中国政坛趋向民主，各方高手得以登台较量。蒋介石惯于运用特工手段，惹得中外舆论纷纷谴责。毛泽东、周恩来则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最危险的“美帝国主义”，也来到延安了。
1943年7月，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苏联和美国变成盟友，中共也与美国合作抗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可不简单，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是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的政治顾问，如果说这个观察组的成员都是特务，并不过分。
中共中央为了接待这个美军观察组，特意成立一个外事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任组长，中社部的王世英和交际处长金城任副组长。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亲自宴请交谈，八路军作战室敞开参观，交际处架好无线电天线，联防司令部腾出最好的石头窑洞，这种态度，这种效率，顿时使得美军观察组感到延安的善意。国民党倒是号称与美军友好，可美军要求在重庆架设一部无线电天线，居然要十几天才能完成。
中美之间抗日大方向一致，情报合作互利互惠。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掌握了中共的大量实情，也为中共带来外面的报刊信息，定期航班还为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往来延安提供方便。这种合作一直贯穿到抗战胜利，新上台的杜鲁门政府倾向反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这个观察组才撤离延安。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工作相当成功。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中，就有多名中共党员协助工作。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始终主张使用八路军抗战，招致坚决反共的蒋介石与美方摊牌，撤换了史迪威。蒋介石丢失大陆后，美国掀起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谢伟思和戴维斯还遭到政治迫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抗战期间的驻华美国人士也恢复了名誉。他们认为，若是按照当年延安的势头去做，中美不至于交恶30年！
中国人最讲信义，中国人珍视友谊。好交友，重信义，这种美好的人类道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有时甚至能够跨越敌对的阵营。世间无非敌我友，能够团结自己，结交朋友，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可是，能够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在敌人阵营之中结交朋友，那才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1）
无论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不缺“叛徒”。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
对于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叛徒始终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几乎全部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就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连叛徒都可以使用，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有不同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转化。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
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都被敌人逮捕，王超北出狱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李茂堂却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身在中统的李茂堂，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即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陕甘宁边区当面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一个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一次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漫天飞舞的中统密电，将机密情报白送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这样，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带头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拥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组训处长翟绍武被部下打得鼻青脸肿，无路可逃。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闻讯大怒，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戴上手铐脚镣，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CC派大获全胜，在西安为李茂堂召开庆功会。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中共情报部门这个内线力量打入的层次可是够高。
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收容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可又不甘心放虎归山。身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党政军特联会报秘书长的谷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
集中营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这个犯人多次带头顶撞监管当局，多次受到严刑惩罚，俨然敢斗分子。一天，周围的警戒人员突然不见了，此人振臂高呼：“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就在他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害己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中统对边区的谍报工作缺乏成绩，谷正鼎面子上很是下不去。李茂堂又自告奋勇，亲自到延安走一遭！
李茂堂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的热情接待。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亲自批准李茂堂入党的毛泽东笑道：“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入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中统特务头子变成中共特别党员（2）
可不！介绍人罗青长是中社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二室主任，发展对象李茂堂是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三个主任身任国共两方的特务头子，却都是中共党员！
中情部部长康生也高兴地宣布任命：王超北为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西安情报处副处长。
平安回到西安的李茂堂，又受到中统上级的嘉奖。中统始终不知，自己的陕西省室负责人，隐蔽身份却是中共特别党员、西安情报处副处长！①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蒋干盗书》，深入虎穴却送去一个虎子，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完全失败，而且败得糊里糊涂。一生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起死回生的机遇。
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好政策才能带来好机遇。正是中央确定的“化敌为我服务”的正确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特机关之中建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
军统也使用了大批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还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②间谍与反间谍，情报战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夫妻间谍”
中统重用李茂堂，本来用于侦察陕甘宁边区；可是，中共却逆用李茂堂，反过来侦察中统。从专业角度说，这是一个“反侦察”的成功案例。
向敌方派遣间谍，同时反对敌方派来的间谍；又要针对敌方的反间谍措施而采取新的间谍行动，同时继续反对敌方间谍的新行动……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一般人难以理解。
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