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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保卫圈颇有一些间谍战的爱好者，布鲁就时常探讨：侦察、反侦察、反反侦察……间谍、反间谍、反反间谍……
这“侦察”，就是我方侦察敌方的行动；这“反侦察”，就是敌方防范我侦察的行动；这“反反侦察”，就是我方针对敌方防范行动而采取的进一步侦察行动……
当然，也可从另一视角说，敌方派来间谍，我方反间谍，敌方又反反间谍……
说来说去，往往把人绕住了。都说布鲁抠名词，布鲁却乐此不疲。谍报战争越来越复杂，方法论也得跟得上去才行。
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
1941年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市郊的枣园，被安排住在一排窑洞的尾巴上。
这对受到中社部款待的夫妻，男子张某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现在突然回到延安，不知何故。
这天，正在值班的中社部秘书王初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你们那里有个张帆寄来的诗稿，我们看没有什么意思，做退稿处理。王初细读，这首短诗也就是什么“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没有什么诗味，却暗含受到控制的意思。从时间与内容判断，大概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汪金祥把信压下来研究。
没几天，中社部又接到《解放日报》退稿，全是类似内容，一连三次。什么重要稿件非要接二连三地投寄？这引起汪金祥重视，中社部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汪金祥和陈龙找张某谈话，王初记录。陈龙特别善于从审讯之中，甚至是交谈之中发现矛盾。陈龙问张某到沈阳如何开展工作，张某说开个小杂货店作为掩护。陈龙又问什么人买，张某说开始没人，后来慢慢来人。陈龙又问什么人来，张某说是白俄。陈龙又问白俄怎么说话，这下张某卡壳了。陈龙是东北人，懂得一些俄语，张某不敢再往下说，顶住不讲。
于是将夫妻两人隔离，单独与田某谈话。这女人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
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白俄买水果的时候使用俄语，张某就用俄语答话，这就使得白俄惊疑。以后，又有中国人来买东西，还偷看田某记账，见账目写得相当清楚，不像家庭妇女，又增加怀疑。一天晚上，张某正在发报，日军的监听车突然驶来，将两人逮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两个延安来的间谍，就决心逆用。日本人布置这二人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显然，苏军情报组的这对间谍夫妻已经被反用，成为日军间谍。中社部立即将男子张某逮捕，坦白的田某则被送到西北公学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后来还入了党。①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施……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双重间谍？”（1）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白区的隐蔽斗争更为深入，来自那里的人物更是忠奸难辨。
一对风度翩翩的男女来到延安，男子叫做张醒，据说是托派中央委员，女人则是政治局委员项英的前妻，据说是个叛徒。中社部通知保安处，由陈复生将二人逮捕。
一个叫做王文元的人从上海来到延安。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揭发：有个托派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中组部谈话后通知保安处，派秦平带人将其秘密逮捕。
上海的民族解放大同盟遭到国特破坏，林里夫在当地找不到组织辗转来到延安。有人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可能是日本特务。于是也关在保安处。
白区党组织大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人的真实面目就一时难以查清。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
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杨宏超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
八十年代，杨宏超案件得到平反纠正。
但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专节介绍这段经过，依然将杨宏超作为中统特务。
1994年作者采访时，秦平对此案仍有自己的看法，其他反间谍专家有的也与秦平有同感。①复杂的情况使作者警惕：这本书不好写！
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作为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作者，无权轻下判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双重间谍？”（2）
可是，正是因为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而且读者又没有身临其境的条件，所以，读者才对你的书感兴趣。
天下又有几个作者能够身临作品之境？作为一个为读者写作的作者，理应知难而进。
未能身临其境的作者，只得在想象中体味当时的情境。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从一个进步青年一下变成间谍，显然缺乏训练过程。
再看当时的社会情况，边区里面共产党强国民党弱，边区外围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当地人也要生存，除了少数坚定分子之外，芸芸众生怕是只能两面应付。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如何生存？起初身负共产党相送的假情报，当然赢得国特机关的信任；又带回国民党的真情报，当然赢得共产党的信任。两面受信任，这种双重间谍的日子好过。
可是中间有个转折。杨宏超带给国特的情报关系公开声明辟谣，那杨宏超还能继续受到国民党信任吗？不受信任的人还能得到机密情报吗？不能送回机密情报还能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吗？两面不受信任的双重间谍心态如何？
从人性角度，应该理解杨宏超的艰难处境。从工作角度，杨宏超送回的情报质量下降也可以理解。但是，间谍战争又是铁硬的现实：敌对的双方迫使你二者择一！
本想左右逢源，反落两头受气。对于一个并非久经考验的嫩间谍，发生诸多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间谍道德坐标尺中，坚定、动摇、逃避、脚踩两只船、自首、叛变、投敌，各种选择都在诱惑。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
此案的关键在于派遣文彬到边区策反。如果瞒着边保，杨宏超就是叛变；如果报告边保，杨宏超就是可靠。
作者就此事询问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是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所以引起误解。
作者又问：考察一个间谍到底忠于谁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难度的问题。中社部当年的文件曾经列举多项标准。
李启明回答得很明确：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①一语道破！
给谁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