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3)
周兴这段论述显示:紧随党中央克服左倾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步伐,情报保卫部门也改变了江西肃反时的左倾做法!
对于斯诺的六个问题,周兴也一一回答。引人注意的是,周兴强调:“现在死刑案件很少。”周兴还说,政治犯的审判程序同一般犯人一样,要由法院审判,“但非常时期除外。所谓‘非常时期’指的是出现了叛变、倒戈或暴动,那时保卫局就得及时地处理那些头目,来不及等候开庭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周兴还展开论述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前者只是贯彻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的要求,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更不会是秘密地杀的,而国民党则不然。其中原因群众是知道的。”“另外一个不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人犯(政治)罪,全家被捕,甚至连小孩都会被杀。而苏维埃是不允许这个政策的。我们认为,一人犯罪一人当,与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无关。更不会剥夺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第三个不同是:苏维埃对政治犯的宽大政策,那些人(政治犯)只要接受教育,并有好的表现,很快就释放,并恢复他的一切权利。”“第四个不同是:犯人的口粮和我们的职员一样,他们被发给与我们的职员同样的衣粮,他们没有像在国民党的狱里那样受到拷打和虐待。”
周兴的介绍内容,显示较高的政策水平,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司法原则。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中共杂记》。
陕北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在斯诺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从土匪变成中国的希望之星!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又使世界认识了中共。①好几个延安老保卫向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
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保卫干部都知道,斯大林曾经赞扬:“契卡(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出鞘的宝剑!”
周兴对询问自己的同志解释:“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宝剑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个组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提意见了:“保安处是宝剑,军队是什么?”
由此,中共的保卫系统就没有自诩“宝剑”。建国后,公安部长罗瑞卿提出以“盾牌”作为公安的标志。而国家安全部门的标志,则是二者兼有——“剑与盾”。
当事人俱已作古,这个故事的准确性尚难论定,但是,“宝剑”与“盾牌”,至今仍是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象征。
中共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作用,其实,就个人而言,老情报老保卫,哪个不是一把锋锐的宝剑?
周兴在延安驻守12年,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南京和重庆的接管,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云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中,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1)
从周兴答斯诺问可以看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正在发生政策变化。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遂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起步。
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
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主张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联合反蒋,若不是被左倾领导否定,也许就用不到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当年的中央领导错过时机,将革命导向危局;现在的中共中央果断抓住历史机遇,主动向东北军、西北军展开统战工作。
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澜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
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秘书。这个宋绮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察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宸。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共产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潘自立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汪锋到红二十五军,张庆孚到陕北,陈刚到西安,都由张汉民掩护。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二十六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锋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中共对李克农的官方评价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作者却愿意采用一个更有学术味道的称呼:“情报大师”。无论放在中国范围评价还是放在世界范围评价,李克农的情报功绩与情报才能,都堪称大师。
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巢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
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17日,芜湖青帮成立“清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秘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时校长,一时流浪汉,一时教师,一时军官,巧妙与敌周旋。李克农的情报生涯,也许可以从这时算起。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共“情报大师”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谈判(2)
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底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李克农临危不乱,及时将钱壮飞获得的警报转告中央,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潜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
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克农知道自己的情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
这次谈判不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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