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商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作为陪臣陪嫁到有莘国；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一个在渭水河畔钓鱼的人，那样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则是机遇。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栋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栋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第19节：有好制度才有优秀的人才
有好制度才有优秀的人才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与中原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说，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周武王问鬻子（音yù，名熊，西周时有熊家族首领，其曾孙熊绎楚国始祖）：“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鬻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苛是基本方法。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苛，严苛不能像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的方法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苛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地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废除，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终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设立内阁的作用只是作为皇帝的个人顾问，并且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国家所有权力于一身，大到国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皇帝的操控范围内。我们需要了解，在洪武和永乐两朝，这个严酷的制度对于整饬国家事务，是颇有效果的。但是，那样的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统治的时候，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那事必躬亲的无上权力开始逐渐萎缩。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稳定之后的官员们的诉求，并不是因为皇帝昏庸、懒惰才导致的。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文官体制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种体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的大义束缚皇帝，以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的“道德宪法”来约束皇帝，对皇权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至于皇帝，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执行政治决定，皇帝也确实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到了弘治年间，文官体制更趋成熟，这种情况就已经是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虽然是国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了。比如说，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实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表示反对，说那样太浪费了，而且会扰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无可奈何。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则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两大事件，对整个王朝统治的走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制度的力量在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苦谏下显得巨大无比。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退居深宫，避开大臣们来做最高的决议人。当然，这两个皇帝动辄十数年不上朝，则不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期，整个国家名臣辈出，学术思想也空前繁荣。君王无能或者懒惰的时候，国家往往人才辈出，这是历史跟人们开的大玩笑。
说远一点，我们再看看后来的清朝。同样，皇帝一个人不足以全理国家事务，但是他们死守着手中的权力，不信任大臣，尤其是汉族大臣。但是，清朝的皇帝普遍给人勤政的印象，而明朝的皇帝呢？除了昏庸、懒惰，一般人大概找不出别的好词了。我们拿为很多人喜欢的乾隆皇帝和明朝的正德皇帝比，根据他们二人的所作所为看，这两个人非常相像，但是二人的历史名声则有着云泥之差！其实，两个人都是好玩好色、宠幸奸佞的皇帝，而乾隆的南巡次数远多于正德，他的宠臣和压蔚那圃妒び谡碌鄢栊诺奶嗔蹊＜幢憧梢运登”日略谥凑芰ι嫌懈呙鞯牡胤剑敲髑宓奶逯撇煌禄实凼窒掠幸匝钔⒑臀椎哪诟笤诎锼虼苏略谥喂矫娌槐惹〔睿砗蟮募尉浮⒙∏旎实弁持纹诩洌鞒墓频酱镝鄯濉�
也许，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区区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变成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在乾隆统治的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历史上，乾隆南巡的时候，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们（其实是“奴才”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皇帝南巡的随从，以接近皇上，讨得欢心，遑论进谏了。乾隆驾崩后，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国力可谓是江河日下，扼杀人才的制度使得整个神州大地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坏制度的巨大负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证明。
总之，由于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项政治规定上已经接近于近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萎缩到那么小的范围，连立太子都身不由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到了满清时期，异族统治下皇权的畸形强大是中国在满清时代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对于他统治下的朝廷有个评价，就是“本朝无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么大的政绩，身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伟，他手下的大臣不过是给他跑腿办事的。其实，清朝大臣的能力并不见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于体制不同，一旦“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那么有多少人才也都会被制度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现代的领导者，必须要注意审视、反思自己单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否则，不仅招不来人才，即使人才来了，也会被浪费掉，最终导致本单位的事业与利益受损。
卷二 帝王修身术
第20节：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1）
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称“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kù）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也显得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像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第21节：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