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e：1998…2000。）这里的深意，我不妨在［研究］中进一步阐述。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省视检讨自己三次：代人谋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打交道，是否有诚信；老师传授的东西，自己是否练习过。”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评论：做人的职责
曾子讲的，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做人之道：谨慎努力，尽心尽意。不过，人们常常忽略了其中一些微妙的层次，那就是“忠”和“信”的区别。
“忠信”经常连用，但也是可以分开的两个独立概念。“忠”里有一种竭尽全力的热忱，“信”则有照章办事的冷静。
“忠”就是尽心，毫无保留，要像为自己做事一样为别人做事。“信”则是可靠，说话算数，在某种意义上表述的是契约关系。你在做生意时，严格履行契约，但主要还是为自己的利益而非为对方的利益考虑。这叫“信”，不是“忠”。但是，如果你本来想用一万块钱买进一批货物，你的朋友没有听你报价就许诺以五千块卖给你。你马上说：“其实我心里的底线是一万块，这样你太亏了，还是一万吧。”这样，你就不是为自己做生意，而是为朋友做生意了。这就可以叫“忠”了。
为人处世，不可能处处都“忠”。你如果对每个人都“忠”，或者对每个朋友都“忠”，那就会一天到晚为人奔忙，精疲力竭，没有任何自己的志业可为。这不是一个可行的为人之道。一般和朋友相处，有“信”就可以了。你要相信别人有能力看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当受托于人时，那就要像看护自己的利益一样看护别人的利益。比如我在“巧言令色”一章的［评论］中谈到的爱德华滋。他帮受害人打官司时，受害人已经接受了赔偿，他若仅守一个“信”，那就一丝不苟地帮人家办理手续就可以了。但是，他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得比人家自己想得还周到，这就叫“忠”。当别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他，说“我相信你！”时，他知道仅用一个“信”来回报远远不够。他由此进一步引申，说当老百姓投票选你出任公职时，心里说的也是“我信任你！”你对这种信任的回报，也一样不仅仅是个“信”，还要有“忠”。所以，政府仅仅“取信于民”是不够的。有信当然好，这样政府会履行诺言。但是，政府如果能比履行诺言做得更好，那就要有“忠”的精神。要知道，政府每天都要碰到许多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许诺的公共事务，处理得如何全看自己的良知了。我们谈政府官员“忠于职守”，并不仅仅是不犯法，照章办事而已。政府官员受托于民，是“为人谋”，而不仅仅是“与朋友交”，所以要象看护自己个人的利益一样，看护公众的利益。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忠”是什么？（1）
曾子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据说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孔子死后，几乎是孔学的“掌门人”。由他传及孔子的孙子子思，再传至孟子。（桑原武夫：34。）所以，他的话常被认为是孔子的思想。要解释他的“三省”，不妨先抄录《论语正义》：
阮氏《元数》说：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少。且以数记言，使百官万民，易诵易记。《洪范·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论语》以数记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乐”，“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变”，“四教”，“绝四”，“四恶”，“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类，则亦皆口授耳。受心记之古法也。郑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训“察”。本《尔雅·释诂》。《说文》：省，视也。义亦近。
这一解读，考虑到古人的技术条件，非常周全。古人书写技术落后，工具繁重，因而通过文献以视觉传播信息较少，多是口头传播。口头传播，记忆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发明一些数字的口诀，用来帮助记忆，《论语》中也常用数字。可惜，适用于当时条件的一些方法，被后人食古不化地继承下来。比如，记忆和背诵，在书写技术不普及的时代是学习中非常必要的工具。但中国文化几千年，一直强调死记硬背，把人束缚在初民时代。再如如今已经是电脑时代，甚至书写文化也落后了。可是，我们如果还用“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等的前书写文化时代的记忆口诀。这至少是低估民智了。
至于“省”，就是观察的意思。我前面讲过，孔子讲话很具体落实，不喜欢玄谈。即使是自省，也和玄想打坐不同，是经验性的观察，不过观察的对象是自己而已。
第一个要省察的，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这里的“忠”字，最容易为现代人误解。现代人提起“忠”来，就想到“忠君”，再引申则是下对上或个人对集团乃至国家的“忠诚”。其实，这里的“忠”无法翻译成现代汉语中的“忠诚”。这一点，刘殿爵先生做了非常精彩的辨析。（D。C。Lau：15…16。）下面所论，不过是根据他的辨析再参照《论语正义》加以发挥而已。
关于“忠”的定义，要从《论语》本身来找。曾子本人，就曾有过解释。比如在《里仁第四》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在此段记载的场景中，孔子称有一个贯彻他整个行为规范的原则。曾子应声“是的”。两人心领神会，对话就此结束。但其他学生不明白，等孔子走后问曾子这个一个的原则是什么。曾子说是“忠恕”。
“忠”和“恕”是什么关系？《论语正义》在曾子的上述解释下面汇集了各家见解，很值得讨论。其中《周语》说：“中能应外，忠也。”这里的“中”，是内心的意思。以你的内心来应对他人，就叫“忠”。《贾子道术》讲：“以己量人谓之恕。”也就是说，用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就叫“恕”。《大戴记·小辨》：“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说得格外精彩。大意是：你懂得了“忠”，就一定了解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内心，就一定知道以自己内心的感受来衡量别人内心的感受；懂得了以自己内心的感受来衡量别人内心的感受，就一定能够理解别人；能理解别人，就一定明白什么是德行。可见，“忠”是一种肝胆相照的诚恳，“恕”则是推己及人的原则。《论语》在《卫灵公第十五》中的一段记述，证明了这一点：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这里，子贡问是否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信守的原则，孔子回答很干脆：“难道不是‘恕’字吗？”随后对之定义：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以之强加于人。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忠”是什么？（2）
所以，《论语正义》总结说：“盖忠恕理本相通。忠之为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诚实。《大学》所谓诚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诚，即《大学》之诚意。诚者实也。忠者亦实也。君子忠恕，故能尽己之性。尽己之性，故能尽人之性。非忠则无由恕，非恕亦奚称为忠也。《说文》训恕为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为仁。引申之义也。是故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已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势……故夫子言忠恕违道不远也。”
这段总结无非是说，忠恕本是互为表里。但是，仅仅有“恕”还不能够成“仁”（即孔子的最高道德原则）。忠恕缺一不可。所谓“仁”，就是在建树自己的时候也建树别人，在达到自己目标时也帮助别人达到他们的目标。建树自己，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忠”，即诚实地对待自己；建树别人，帮助别人达到他们的目标，就是“恕”，即诚实地对待别人。以同一诚实的态度待人待己，离“仁”的原则就已经不远了。这也就是说，“恕”是一种方法，即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了解别人的利益和需求，并能像为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服务一样，为别人的利益和需求服务。这是讲如何对待他人。“忠”则是指在这样做的时候自己的态度，即要尽最大的努力，以最大的真诚问自己：如果我处在对方的位置上，我会怎样做？所以，曾子才会在这里反省自己在“为人谋”时是否“忠”。其实，“为人谋”就是在行“恕”道。他是在问自己：在行“恕”道时，是否尽了“忠”？
可见，在曾子这里，“忠”是对平等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描述，指的是帮助他人时要尽心竭力。所以他后面马上又加了一句：“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和朋友打交道是否守信用，是否靠得住。不过，这两句有微妙的层次。“忠”比“信”显然是更重的承担。你“为人谋”，是受人之托，要竭尽全力。“信”则是用于一般交往，即说话不要言过其实，信守承诺就够了（“信”在《论语》里并不代表最高的价值，经常是有条件的。这一点，我留待稍后“信近于义”出现时再讨论）。记得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松弛，北京街头和校内有许多所谓“流氓团伙”。这种团伙里的行为规范就是要“够哥们儿”，关键时刻“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对朋友的承担就是“忠”。也许许多景仰孔子的人对我举这样的例子感到冒犯。其实，这体现了一种自发的秩序。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自有其优美性。当年“日耳曼森林”里的部族也认同类似的价值。封建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契约式的个人纽带上：我为你打仗，你为我提供保护，大家彼此忠诚信赖。一头失约，这种纽带也就消解了。周代的秩序是建立在周室灭商后的武装殖民的基础上的封建制。“忠”也好，“信”也好，都是维持封建秩序的基本伦理。春秋末年是这种秩序解体的阶段。这种传统的道德对孔子和其门人如此有感召力，也毫不奇怪。
我们下面的问题是，描绘平等的人际信赖的“忠”，怎么到后来会演化成下对上的孝忠，并常常以“忠孝”，“忠君”的形式出现？这不妨留到孔子用“忠”来谈君臣关系时再讨论。
最后需要澄清一下“传不习乎？”许多人将之解释为“传授给别人的东西，自己尝试过吗？”这是顺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来解释，未尝不可。不过，曾子的“三省”还是指三件不同的事情。“传不习乎？”未必一定都要以“恕”的精神来解释。在我看来，“传不习乎？”恐怕更是和“学而时习之”呼应。如在《学而》一章的［研究］中所讨论的，仅仅是学习还是不够的，必须定期反复演练所学内容才能掌握。所以曾子每天要问自己，老师教的东西，我今天练习了没有。
《学而时习之》 第二部分 研究：道千乘之国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