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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章中的全部分析都是以下列先决前提为基础的：在市场秩序与政治秩序中，权利都是明确定义的。然而，说到特定的体制改革，在权利的分割中所出现的基本的不确定性会阻止人们就规则的变化达成一致。那些对于自己在一种通过政治所产生的经济中会拥有什么权利感到不确定的人，是不可能理智地为这些权利的变化考虑方案的。那些在现存的规则上看来能从政治上得到好处的政治集团成员，在没有得到补偿的前提下，是不会同意实行宪制改革的，而那些在别的场合下也许肯作出这种补偿的人可能在现实中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承认前者应该得到补偿的权利。现代西方科学家十分敏感的，正是这个潜在的政治一立宪“交易”的全部领域正是在对这个领域的问题的分析中，广义的法学一经济学、所有权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加以关注。
注释：
①这一章最初是作为一篇论文提交给于1983年9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社会政治学协会（Verein fur Socialpolitik）全会的。它被收入会议文集《权利、所有权与占有权》（Anspkuche Eigentums， und Verfugugsrechte）（柏林：邓克与亨伯劳特出版社，1984年）的第9－24负之中。我对在这里被允许在稍作修改的基础上就重新发表，表示谢忱。
我要感谢A·J卡莱尔（A。 J。Culer）、戴维·列维 （David levy）与维克多·范伯格（Viktor Vanberg）及卡伦·沃恩（kayen vaughn），他们几位对于我的初稿曾提出宝贵的意见。
②法学…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下列命题：权利的定义“应该”反映某种深层的经济效率规范。我在这里不准备讨论这种规范，但是，我的分析说明，上述分析的规范完全不同于这里提出的效率概念之下的规范。
③R·H·科斯（coase）：“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mics），1960年10月号，Ⅲ，第1－44页。
④科斯并没有这样付诸于交易成本。这种以零交易成本术语提出的修正条件是这样的：“同时，价格制度是顺利工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价格制度的运行是无成本的）”（同上书，第2页）。
⑤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科斯的成本”（The Cost of Coase）载《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2年1月号，XI，第1－34页。
⑥在我的早期著述中，我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特别情参见詹姆斯·M·布坎南：《立宪契约中的自由》（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科利奇站：得克萨斯A和M大学出版社，1978年）。
⑦这句话是对詹姆斯·M·布坎南与克莱格·斯塔布尔宾（Crag Stubblebine）的“外在性）（Externality）（载《经济学家》（Economica），1962年11月号，第371—384页）一文的核心论点的一个概括。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斯塔布尔宾与我认为我们自己正在发展一种与科斯的论点完全一致的论点，即使我们同时也承认我们的方法基本上是契约主义的，而科斯的方法则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科斯曾经是我们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但是，他不喜欢布坎南一斯塔布尔宾的论文，这可能是由于他狂热地反对以任何方式采取“外在性”这个术语所致。同时，他的反对态度也可能是对着我在这篇论文里所强调的观点中的矛盾而来的。
⑧关于潜在的交易者对于利益和（或）损失的评估的差异，我们对这种环境有过专门的分析，请参阅詹姆斯·皿·布坎南与罗杰·费思（Roser L．Faith）的“企业家与外在性的内部化”（Entreprneurship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1年3月号，第95－111页。
⑨参阅R·H·科斯：“商业机构与会计”（Business Organizationand the Accountant），载詹姆斯·M·布坎南与G·F·瑟尔比（Thirlby）编《论成本》（Essonys on Cost）（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95－134页；该文最初写于并发表于1938年，1981年收入的是该文的修改后的版本。
⑩库特，同注⑤，第14－15页。
（11）请注意，这个结论并不要求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两个潜在的交易者具有知识。科斯的论点则与此不同，他假定潜在的交易者对于体制的结果是具有知识的，这对于科斯命题的循环论证的特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他那篇令人感兴趣的文章里，这一点是与现代理论的多股线索有关联的，赖姆斯（T．K．Rymes）看来要提出这个不同的公式。参见T·K·拉姆斯：“货币、效率与知识”（Money Efficiency； and Knowledge）； 载《加拿大经济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年11月号，第575－589页。
（12）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Positiue Economics Welf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mics）Ⅱ（1959年10月号），第124－138页；该文在布坎南的《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被重新出版（查帕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0年）。见该书第105—124页．
关于这一节中所讨论的一般题目的最近文献，可参阅戴维·列维（D．Levy）。《所见到的垄断始终是有效率的吗？》（Is Obserued Monopoly Always Efficient？），（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油印本1987年）；A·J克莱尔：《对于公共部门中的效率的研究：经济学家与潘格洛斯医生》（The Quest for Efficiency in the Public Sector： Economists veraud Dr Pangloes；）（约克大学，1982年9月油印本） 。
（13）关于这—点，请参阅斯塔布尔宾的“论所有权与体制”（On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s），该文被戈登·图洛克编入《对于无政府理论的探索》（Explo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narchy）（布莱克斯堡：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72年）第 39－50页。还可以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帕累托最优性的贴切性”（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载《中突转变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I（1962年12月号）第341—354页；该文在布坎南的《立宪契约中的自由》一书中被重新出版，见该书第215一234页。
（14） 按这些术语来表达，注④中所引的科斯的修正条件可以表达为“在没有干预的前提下的价格（交易）制度”。
（15） 从更为一般的关系中来分析这种环境，可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外在性的体制结构”（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Externality），载《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XIV，（1973年秋季号）第69—82页。
（16）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选举与市场上的个人选择”（Individual Choice in Voting and the Externality），载《政治经济学杂志》；LXII（1954年8月号）第334一343页；该文重新收入布坎南的《财政理论与改治经济学》〔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查珀尔希尔：北卡罗米纳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90一104页。
还可参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V．Mises）：《人类行动》（Human Acticn）（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949年），第312页。
（17）要更为详细地了解这一点，请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2年）
（18）我认为，在一点上本人与进化论者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他们认为，体制来自历史发展过程，而关于这种发展，并没有达成什么公开的立宪的一政治的一致。只要权利是明确地定义的，并得到履行与实施，则体制进化就符合于含蓄的一致原则，该一致原则是与更为狭义的市场过程相类似的。而连续不断地接受体制形式这种事实本身就说明，这种体制形式是符合有效性检验的。
韦根亨克尔（Wegenhenkel）特别把经济中的自愿的变化的过程与讨论中的交易成本联系起来，虽然他地接受了关于科斯定理的正统含义．韦格亨克尔认为，由企业家努力所推进的进化过程推动着经济持续地向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向前进。见洛德·韦根亨克尔：《平衡、交易成本与进化》（Gleichgewicht Transaktionskosten Und Evolution）（蒂宾根·摩尔出版社，1981年）。
（19）从我的论点中可清楚地看出，企图离开政治过程，而引入貌似公允的效率规范，这是不可能找到合理的根据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詹姆斯· M，布坎南：“好的经济学一坏的法律”（Good Economics一Bad Law），载《弗吉尼亚法律评论》（Virginia Law Review），60（1974年春季号），第483－492页；该文收入布坎南《立宪契约中的自由》一书（同注（13），第 40一49页）。
11 道德共同体、道德秩序和道德无政府状态 ①
一 导言
在本章，我将讨论那些把人们在社会中相互联系起来的“纽带”，以及各种可能破坏这些现存纽带的手段和态度。我关心的是人们相互行动及感知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我给标题中的每一个名词都冠以“道德的”这个形容词。仅以“共同体、秩序及无政府状态”为标题，不能表达我对人们的相互作用的强调。可是，为了从一开始就防止误解，我应该指出，如果“道德”这个词是按某种规范含义来解释的话，本章没有任何明确的道德内容。
我对美国社会的诊断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社会资本”受到侵蚀的时期，这个受到侵蚀的社会资本，正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国家的基础结构，在这个基础结构内，古典自由理想中的“自由社会”在整个历史上最接近于实现。我的努力是试图辨识并分离出对这种侵蚀负有责任的制度失败和制度故障。②
我的讨论将限于标题里列出的三个抽象模式或相互作用的形式：（I）道德共同体，（Ⅱ）道德秩序，（III）道德无政府状态。根据经验观察，任何社会都是这三种形式或要素的某种混合。一个社会的聚合力，由道德共同体和道德秩序共同形成，而因该社会的成员中存在的道德无政府状态而减弱。因此，这三种形式或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