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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财政道德准则的侵蚀渗入到政治统一体以后，就会对家庭与个人的资产选择行为中的道德准则产生可以预见的溢出影响。然而，在两种类型的准则的脆弱性之间 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的。破坏家庭或个人资本的这种不道德行为，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起源于生物学本能的。而那种目前看来对于国民财产的无限度的公共挥霍是与道德准则的被破坏有关的这种道德准则显然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产生的。私人挥霍能被某种道德准则所抑制，而这种能抑制私人挥霍的道德准则只是部分地由文化因素决定的。
现代经济学家们有一种倾向，想从公共债务问题的角度重新考虑我们的行为中所出现的变动，而在公共债务领域、就有人要重新恢复李嘉图的等值定律，该定理涉及到把公共债务转化为等值的私人债务。按照我们在本书所运用的观点，对现代经济学家们的上述企图作一番考察，是颇有意思的。如果真如李嘉图的等值定理所述的那样，确实发生了从公共债务到私人债务之间的转化，那么，关于家庭消费与个人资本存量的个人道德准则也在上述转化的范围内以隐蔽的方式被推广到总的国民资本存量。不过，这些模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在与简单的公共选择模型相同的含义上，它们也是有缺陷的。这些模型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从本世纪中叶以来，为日常公共开支筹资的公共债务有了爆炸性增长？如果个人的确按李嘉图一巴罗（Ricardo—Barro）定理中的超理性假定那样行动，那么，为什么在凯恩斯以后的时代里，在税收与债务转移之间所出现的财政之谜是如此的惹人注目呢？
六 作为公共财产的由文化演化所产生的规范
如果我的基本诊断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是生活在由文化演化所产生的财政节俭规则对于公共选择者的行为（在各个方面）已经丧失了以前所具有的道德力量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的公共资本存量中的宝贵的一部分。即使能够“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这里仍然有一种东西是永恒地丧失了，这是有益的隐喻所告诉我们的，如果说．道德规则是缓慢地由进化所形成的，而不是由人类有意加以精雕细刻而成的，那么，企图要重建已经被摧毁的道德规则也是没有多大希望的。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在那些反映道德规范的行为规则与那些被明确地选择为约束条件的原则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替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采取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替代性，那么，对于道德规范的公然的侵蚀就可以通过对行为深思熟虑地采用与实施一些约束条件来加以抵消，至少可以部分地由后者加以抵消。如果作为公共选择者的我们在多方面的能力（作为投票者。作为获得利益的特殊集团的成员，作为纳税者，作为政党的成员，作为被选出来的政治家，作为官吏）中，我们对于通过赤字财政来进行公共消费，从而加速毁坏国民资本存量的趋势如果缺乏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力的抑制，那末，我们必须在作出公共决策的政治体制中寻找一种更为正式的规则。承认这些我们的选择应该遵守的正式的政治规则并不是最佳的，和承认我们与此同时在现存的规则中行动是服从理性的效用极大化规范的，这两者之间是根本不冲突的，也是根本不矛盾的。在缺乏道德约束的前提下，在财政决策面临众所周知的不固定的规则的情况下，从公共选择者立场出发所采取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就必定会产生持续的、加速的财政赤字。④即使通过小心翼翼的工作重新建立道德戒律不是不可能估，在这条小路上前进也是困难重重的。因此，我们如果期望要对结果的方式作某种改革，那么，就必须确确实实寻找明确的规则。
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们关于制度改善所进行的讨论一直要求政府预算保持平衡 这种要求为政策上的改革提供了最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亲身经历过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道德的破坏，因此必须努力通过小心翼翼的选择找到某种约束，来替代上述道德，最终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产生前凯恩斯时代的结果的方式。在这类事情上，经济学家们尤其应该在自己的思想上成熟起来，迅速摆脱自己的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们也都应该对一直听从他们建议的慈善的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
注释：
①本文是1984年6月28日，我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西方经济学会大会所作的主席发言。这个发言最早发表在《经济研究》（Economic Inquiry）第23期（1985年1月号）上。我在这里，承蒙允许，在不作较大改动的前提下重新发表该报告。
②见 F·A·哈耶克（Hayek）：《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3卷，《自由民的政治秩序》（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Volume III，The Political order，of a Free Peopl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53—176页，尤其是该书的“跋”。
③詹姆斯·M·布坎南与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纽约：学术出版社， 1978年）．
④当然，对于赤字财政来说，也存在着若干限制。持续增长的要求还债的压力不可能是政治稳定或经济均衡的象征。公然的拖欠，或者通过通货膨胀来拖欠，将会遇到这种限制。然而，即使对上述拖欠的担心，也足以在玫治上产生一种压力，以支持赤字规模的短暂的缩小。不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没有什么力量会使上述结果的方式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18 公债与资本①
一 关于某些观念与它们的后果的概要历史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对资本的消费本身是一种贪污行为，即使是对收入的全部消费，也被看成是一种极端的挥霍行为。通常的节俭观念要求人们把收入中的一部分积存起来，以增加资本存量。在他们那个世界中，资本一旦被创造出来，实际上就是一种永久性的财产了，无论是从每个家庭各自的资产选择角度看，还是从统一的国民总资产的角度看，资本都是永久性的。进一步说，在家庭遵循的财政节俭戒律与一个国家要遵守的财政节俭戒律之间，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在维多利亚时代，法律体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基本上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格拉斯通的信徒们并不渴望永生，然而他们就象能永远生存似地活动着，他们的行为与道德戒律是一致的。（李嘉图的关于公债与税收相等的原理，实际上可能是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某种行为的一种描述。）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严格地定义为公众“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而把一些财富储存起来”，从而使人类的能力积累起来并且保持下去这样一种普遍的态度，那么，我们离开“资本主义的最美好的时光”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了。
现在我们离开维多利亚时代已有多么远了啊！在观念与态度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不少转变。即使是在凯恩斯以前，经济学家们就对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论债与私债相等的定律提出了挑战。在凯恩斯主义者以前，就有人提出了总量分析的谬见。诸如“我们欠自己的债”之类的观点对于本世纪来说根本不是新的了。这种总量分析的谬论，在它被接受的范围内，使政府的财政节俭戒律多少有点松弛，尽管预算平衡的原则仍把公共债务的创造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过，在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关于“节俭的悖论”传播之前，关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与保存的规范仍然是渗透到各个方面的。但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连作为私人规范的个人节俭原则也被削弱了。充斥于赤字社会的，不是储蓄，而是花费两个字。伴随着私人规范上的这种颠倒，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公共政策的理论也直接削弱了坚持政府预算平衡的理论基础。于是，公共挥霍与私人挥霍的现时代，也就诞生了。②
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是通过它们对公众与政府态度的影响而产生结果的。然而，这种结果的产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间存在着相当长的时滞。凯恩斯之后，反古典主义、反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的种种观念在学术界以及知识界的对话中确立了其地位。然而政治是反映政治家的行为的，而政治家的观念变化是缓慢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许多政治家所恪守的仍然是传统形式的财政节俭戒律，只有在学术界与知识界人士的眼里，政治家的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因而受到蔑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段话当作一个笑柄，这位受人尊敬的总统当时说，公债是栽们孙辈的负担。
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根植于经济学家心中的偏导数变换了方向。古典学派关于公债的后果与效应的观点实质上被复活了。这些观点当然还没有为正宗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然而，对总量分析的谬误的挑战并未受到有力的驳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团体内，关于公债的讨论渐渐地也变化了，这种变化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在60年代与70年代中，变化发生了。
然而，在30年前，当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刚刚开始进攻时，公众的政治态度是落在学术界出现的这种观点的后头的。而60年代与70年代的政策决策者却完全吸取了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公债的种种教导。他们生动地并且十分乐意地把适用于30年代的政策要旨搬到60年代与70年代的政策环境中来，因为这些政策条文对他们的喜好消费而不愿纳税的自然癖好公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持。于是，我们就肩负着一个看来永久性的并且日益增长的政府赤字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至今还不能摆脱。
在80年代中期，我们只能希望，80年代后期的政治决策者与90年代的政治决策者会熟知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总量分析谬论的挑战，他们会用跟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私人节俭与公共节俭戒律相类似的东西来为八、九十年代的政策的形成提供依据。从最好的方面说，恢复被谬论长期代替的旧观点，也要比接受从无暇的传统来看一直被贯彻的论点困难得多。我们可以希望，这种对旧观点的恢复过程会继续下去。在1985年，在这方面，既有令人鼓舞的进展，又有使人扫兴的迹象。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财政政策会如何变化，现在还难以预料。
二 基本逻辑
一种债务工具（汇票、借据或债券）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经济实体来说是一种契约性的义务，它规定在契约订立后的一连串指定时期内支付明确数额的东西（或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这就是说，债务是以后要支付的义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