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假定，政府是一种民主政府，所谓民主政府，就是指，其财政决策是对于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选民们的压力而作出的，因此，财政决策也是有阶段上的区别的。在这种假定下，不存在关于债务发行的体制限制，也不存在对于“不负责的”财政的道德制约。因此，只要在客观上存在着这些制约，不允许政府以借债为非生产性的服务开支筹措资金，那么，前面分析中所得出的全部结果就可能得到制止。实际上，我在这里所作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指出这类制约对于民主过程的必要性。
七 80年代的西方民主
尽管对于我那简单的高度抽象的分析委加一些必要的限定、然而，我应该指出，当我们观察80年代的财政政策时，几乎所有生活在西方民主体制中的公民都可以从这种分析中得到重要的教诲。在美国，我们看到，财政赤字的数额几乎与每年对债务支付的利息的数额一样大，预测一下未来，这些赤字必然使以后要支付的利息数额在总预算中的比重上升。用于公共服务的开支已经被缩减了，至少在扩张率的意义上被缩减了，而这种缩减将会继续下去。税率只是在名义上被降低了，从实际税率看，差不多全提高了。在70年代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政府对相当大部分的公债实行了拖欠政策，于是，债券持有者日益意识到这种前景。不存在政府偿债的任何迹象，谁也不能对此作出预测。福利国家显然已经达到了本身的极点，并且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政府在60年代与70年代不是实行那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那么，公民们从政府那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本来要高得多。
在别的西方国家，情况并无多大差别。在英国、联邦德 国、法国与日本，政府借债的迫切性可与美国相比拟。当然要精确地预测“危机”的准确时间，预测拖欠全面发生、一切结果 都将重新出现的结局，是困难的。在这一方面，财政或预算政 策不可能与货币政策分离开来，对于财政政策的信任危机不 可避免地与对货币政策的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在某种基本的建设意义上发生的货币改革不会延缓普遍的财政危机，倒反而会加速财政危机的到来。
然而，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一种悲观、忧郁情绪的传播者。如果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与领导都认识到财政与货币政策上的放纵挥霍是一种诱惑．都采取措施来对本国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自由行为施加种种制约．那么，还有希望进行建设性的体制改革。然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已是如此严重，以致于根本不存在“速效药”，即便采取最好的打算，即使在明天，所有的公民都将采取真正的符合规章的态度、上述结果也是积重难返。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制度上对财政与货币领域的政府行为施加限制，以这作为漫长而又痛苦的改革过程的第一步，而通过这个时期，以往几十年中所犯下的错误才会被逐步纠正。
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行的认为财政赤字无关紧要的论点是一种危险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如果政治家们都认为赤字无关紧要，那么，他们就都会不靠赋税而支出⑥。从供给这方面来考虑，从长期看，债务财政所出现的赤字是比增税与削减支出更为严峻的一种局面。在后两种场合，此时此地我们还可以采取我们的药方；至于债务，那只是现在供我们吃的馅饼，而在以后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偿还。
注释：
①这一章的内容起初是以德文发表的，德文发表的文章标题为“Verschuldung，Demos；und Wohlfahrtsstaat”； 载彼得·柯斯罗斯基（peter Kreuzer）、菲利普·克罗泽（Philip Kreuzer）、莱因哈特·劳（Reinhard Low）编：“Chancen und Grenzen des Sozialstaats〃（蒂宾根：莫尔一保罗·齐贝克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页。我对同意在这里以英文原文形式发表该文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对我的初稿所提出的批评。
②詹姆斯·M，布坎南：《私人债务的公共原理》（Public Principles of Private Debt）（霍姆伍特：理查德 D·欧文出版社，1958年）
③请注意，我并不是主要关心公债幻觉的强度。只要这种公债幻觉存在并且对于政治决策过程发生潜在的效应，那么，我的观点就得以成立了。这个模型并不排斥下列的可能性，即有人会按照李嘉图关于债务与税收相等的定理来行动。只要社会上存在着这种人，那么，他们就会对政治家施加影响，使政治家难于动用债务财政这个工具。然而，只要社会存在着另一种人，这种人的行为是具有债务幻觉特征的，那么，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们的需要，就会倾向于把发行新的债券看作是一种可行的扩大自己适应选民能力的手段。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关于政治均衡的隐蔽模型，该模型与我们关于政治均衡的隐蔽模型具有相似之处。见C·贝克尔：《一种关于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对政治影响的理论》（A Theory of petit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载《经济季刊》（Quartely Jonrnal of Economics）， XCVIII（1983年 8月），第 371－400页。
④如果不引入这个关于反应的相对规模的债务的模型； 那么，一旦我们放弃了充分资本化的假定之后，就不得不从赋税财政的分析完全转向债务财政的分析。
⑤从分析的角度看，这种两步反应方式在一般的讨论中要比连续反应变化的方式更易于被处理。
⑥关于这个绞尽脑汁但仍显得简单的核心论点，请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与理查德· E·瓦格纳（Richard E． Wagner）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
20 经济学家们论赤字①
按照题意，以“赤字的经济后果”为题研讨会是非常及时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实际贡献还没有达到研讨的要求。尽管讨论会以上述题目为内容，关于与个人选择行为有关的公债与赤字的经济后果，还是被人们大大地忽略了。政治学家们的著作（阿伦逊、谢帕斯尔、雷伯锡卡）对赤字财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比经济学家们的工作还要令人满意。阿伦逊（Aranson）、谢帕斯尔（Shepsle）与香伯锡卡（Rabushka）这三个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政治与政策的讨论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经济学家们的工作却令人费解地越出了关于赤字财政的解释分析或规范论证的轨道。
我的评论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某些与会的论文提供者同他们训练有素的同僚不相上下，他们各自的论文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平。然而，由于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强调赤字的“经济后果”问题，因此，他们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上。普雷斯顿。米勒（Preston Miller）在最初的论文中提出了赤字问题，因为赤字影响了人们的预期。阿兰·伯林德（Alan Blinder）在第2篇论文中考察了货币化问题，他的论文中包含了令人感兴趣的关于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之间相互作用的博弃理论，这种理论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万斯·罗莱（Vance Roley）考察了挤占问题他以一组模拟模型描述了这个问题。阿兰·奥巴哈（Alan Auerbach）与劳伦斯·科特列克沃夫（Laurence Kotlikoff）分析了与赤字财政有关的投资与储蓄刺激之间的比较效应。杰罗姆·斯坦（Jerome Stein）、斯各特·海恩（Scott Hein）、弗里德里希·米歇金（Frederick Mishkin）、弗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提出了与主要论文的分析水平相一致的评论。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对80年代我们所观察到的财政提出了一个总结性的分析。
就我的目的说来，罗杰·诺尔（Roger Noll）对阿伦逊与 雷伯锡卡的论文所作的评论既是最好的论文，也是最坏的论 文。说它是最好的；是由于在这篇论文中诺尔为我提供了批 评的最诱人的直接目标；说它是最坏的，是由于该评论非常具 体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学家对于债务与赤字问题的错误态度。 诺尔甚至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
“关于赤字的第二个观点是，赤字代表的是下一代人对这一代人的转移支付。我应拒绝这后一种看法；它混淆了财政手段与政治选择，而这里所谓的政治选择，就是在消费（私人与公共消费）与投资（私人与公共投资）之间的选择。人们越是少谈这后一个论点，就越是显得明智。”（第205页）
我们这些提出以上后一个论点的人应该感谢诺尔没有把我们的错误揭露出来，然而，遗憾的是，只要他没有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认为，正是诺尔以及他的主流派人士，才坚持拒绝把他们的基本分析直截了当地公布出来。
在以往20多年时间里，我对我的许多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拒绝接受关于公债的基本原理而一直感到迷惑不解。②公众对于公共债务与政府赤字的后果的理解，比职业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解要深刻得多，这个反常现象在普雷斯顿·米勒的第一篇论文中也论及了。
什么是公众理解到的而还没被经济学家所理解的？这就必然要有些麻烦地回到没有赤字与债务的情形中去。借债作为一种体制，允许挪在的消费类型可以偏离当前的收入流量类型。通过借贷、支出可以大于收入流量，而由以后阶段的收入流量的减少来抵消。不管在进行借债时，扩大支出规模的动机是什么，上述简单而又明确的原理总是成立的。如果扩大了的支出是用于购买能产生收入的资产；那么；这种与资产相关的收入将足以抵消为偿债而需要的与资产无关的收入流量。在另一方面，如果扩大了的支出是用于起初的消费、就不存在以后可供抵销的收入、那么，借债的净影响就必定会使支出减少到低于收入流量的情况。
在这种场合，私人债务与公共债务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别。公众对这个事实是充分理解的，他们对债务财政的赤字一直很关心。60年代、70年代与80年代的政治决策者们通过债务为公共消费筹措资金，已经摧毁了国民资本。有三种独立的但又是具有密切联系的因素会使精明的经济学家也难以认识上述基本逻辑。第一种因素是，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仍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谬论，第二种因素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抱着一个仁慈的君主专断的模式，以这种模式来进行政策分析，只有少数在他们的讨论中运用了公共选择原理；第三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学家在这种特别的应用领域不能正确地运用机会成本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学家为了在经济效果范围内为经济变动的可预见的效应推导出微观经济学基础，已经作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的结论。然而； 至今仍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于作为集体决策过程的基础的选择理论一直是忽视的。只有个人效用极大化行为才受约束条件制约，只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