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的社会哲学家来说；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个人真是唯一的价值源泉吗？超越个人的价值源泉存在吗？存在着道德绝对性吗？
对于这些重大的问题的讨论，政治经济学只能间接地作出贡献。然而，只有理解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这种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这一章的材料最初是提交给在1984年7月22…24日在联邦 德国慕尼黑关于“经济学与哲学”的 CIVITAS讨论会的。它最初在 该会的文集中出版。承蒙在这里重新发表，我深表感谢。
维克多·范伯格（Vikto Vanberg）对我的初稿提出过意见，对此，我表示诚挚的谢忱。
②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财政理论考察》（Finanztheorietische Untersuchungen）〔耶拿：古斯塔夫·费雪出版社，1896年〕。
③这里所概述的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是在一篇早年的论文中提出的，该文名为《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 ；Welrar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cmics）；Ⅱ，1959年，第124…138页。它重新发表于我的《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查泊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 105－124页。
④见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⑤在这里所概述的立场综合了布坎南、图洛克、罗尔斯（Rawls）与诺泽克（Nozick）的分析要点。图洛克与我曾经对政治决策规则的选择进行过考察，我们讨论了关于规则的一致意见可能出现的前景，这种一致性由于个人在不同的安排的操作过程中的地位的不确定性而得到了加强。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中是用无知这种面纱，而不是用不确定性，来对公平的基本原理的最后的契约主义的一致性进行分析的。罗伯特·诺泽克在《无秩序、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s；and Utopia）（纽约：基础书籍公司，1974年）中，对在过程方面的选择与关于终极状态的选择之间的基本区别，又作了发展。
译后记
詹姆斯·M·市坎南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将政治决策（公共选择）的分析与经济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现在的所谓“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起源。其主要著作有：《一致的计算》（与戈登·图洛克合著，1962年），《成本与选择》（1979年），《自由的限度》（1975年），《立宪契约中的自由》（1978年），《征税的权力》（与杰弗里·布伦南合著，1980年）
《自由、市场与国家》是布坎南最近出版的著作；它汇集了布坎南一生学术活动的主要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公共选择”学派；深入进行我国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种参考价值并不是指布坎南的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中国，而是说；中国进行的体制改革，总是涉及到人们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和竞争规则的变动，说到底是一种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变革，它客观上需要理论工作者对改革本身的进程进行制度分析，创立一种秩序经济学，而在创立秩序经济学中，看看布坎南对秩序的分析，会使我们得到某种学术方法论上的启发。关于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另行撰文，故不在此赘述。
本书导言、第10章、第14—24章由平新乔翻译，第1—9章、第 11－13章由莫扶民翻译。全部译稿由平新乔统校。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我们的老师陈岱孙、厉以宁、胡代光教授的亲切关怀与热情指导。陈岱孙教授在病中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提携晚生的热忱。当然，译文中前缺点和错误，由译者负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陈昕、陈琦伟、沈志彦、费方域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平新乔 莫扶民
1988年2月23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