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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士开不仅能够满足高湛在玩乐方面的需要，而且在性格上也尽量地投合高湛。高湛性喜谈笑，和士开便调动自己的伶牙利齿，经常陪高湛胡扯闲聊，说一些甜言蜜语和淫词秽语，这就更使高湛开心。两人越谈越投机，亲密胜兄弟，真仿佛前世有缘一般。不久，高湛就辟和士开为府行参军。
和士开与高湛亲近过度，直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也使许多朝臣看不下去，力谏皇上将和士开遣送出宫，但在高湛的求情之处，和士开的职位不降反升。
孝昭帝驾崩后，高湛继承大位，是为武成帝。和士开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于是加紧对高湛的谄媚。长期的相处已使和士开对新皇帝的性情僻好、生活习惯等了如指掌，这使他谄媚起来有的放矢，几乎无不正中高湛的下怀。高湛虽然做了皇帝，但和士开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此时更把他视为心腹、手足，宠爱日胜一日，各种赏赐更是不可胜数。和士开的母亲死后，高湛也是“怆侧下泣”，就好像自己的母亲死了一样，可见两人的“感情”之深。
和士开得到皇帝的如此宠爱，照理说也该知足了，但是奴才对主子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得到再多的恩宠也不嫌其多了，因此他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高湛善饮，但所患的“疝气”病最怕饮酒，高湛欲戒不能，结果病情越来越重。和士开屡次劝谏，高湛都不接受。这一天，高湛疝气病发作，又要饮酒，就见和士开在一边默默流泪，一副痛心而又无奈的样子。高湛见状大为感动，说他这是“不言之谏”，从此不再饮酒。和士工就是这样凭了几滴虚假的眼泪加深了皇帝对他的宠信。
单看和士开的这些举动，倒似乎觉得他和高湛真的有些感情了，两人之间不仅有君臣之义还有兄弟之情。但和士开在这些表面行动之后的所做所为却揭穿了他貌似真诚的假面。暗地里，和士开不仅依杖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打击异己，而且把奸淫的魔掌伸向后宫，和高湛的皇后胡氏勾搭成奸。可见，和士开不过是个借助依附权势进而满足个人欲望的奸佞小人而已。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小人和大人物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契约关系：小人需要大人物做靠山，就如和士工需要高湛的宠信以便为所欲为；同时大人物又需要小人做工具，就如高湛需要和士开为他开心取乐、决策国事，这种关系一旦达成，往往在一段时间内牢不可破，除非大人物发现小人物对他进行了多么严重的背叛，就如同高湛最终发现和士开竞和自己的正宫娘娘同床共寝一样。但发现了、震怒了，甚至最终杀了和士开又能怎样呢？这世界上不过是少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但却毁灭了多少我们原本那般顾惜那般珍爱的感情和事业！更何况生活之中的小人大多不但不杀人，而且甚至于也并不违法，他们造下的罪孽让我们咬牙切齿却又没法在法庭上言论。正直的有名望者一旦被小人依附，那么等待他的必定是纠缠不清的麻烦、事端、官司，到时候无论是怒还是悔恨都将无法弥补业已造成的损失。而在小人一方呢，他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不但弥补了自身力量的不足，而且因此在正常社会的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许多按他的根底根本无法获得的物质利益、精神支持他都能够借助别人的权势轻易地获得，自然大大添加了“得志”的砝码。汲汲于名利权势的小人，此时又怎么会考虑别人会因此有多大的损失呢？
二、小人的内心世界
以上，我们已经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小人成事的八大优势，通过一个个精彩生动的事例和较为深人的经验化理论分析，我们对于小人独特的个性特征和做事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小人如此独特的生存特征究竟发源于何处呢？他独特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小人在心理层面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方面？这些基本特征又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对于外界事物的态度？……凡此种种亟待解答的问题无疑对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小人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必将把我们对于小人这种特殊社会生物的认知提升到更加理性化和本质化的层次。在本章，我们将继续通过典型精彩的事例，和读者一起来透视小人内心世界的独特景观。
1。小人是一种不健全的人
我们说小人是一种不健全的人，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比较大胆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既然认为小人的心理或人格不健全，那么小人就显然已被我们置于患有心理疾病的“患者”的位置，但是事实上医学领域所研究的心理障碍与心理疾病从来也没有以“小人”为研究对象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人虽偶尔会骂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人“有病”，但内心深处却恐怕只承认他们操行的卑下而从未将他们看作真正的病人。但是，我们通过对小人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却表明小人不但有“病”，而且“病”得还确实不浅。
现代心学理认为，一个健全的人至少应具备三种基本的能力（或日特征）：求知、爱和意志。“求知”是广泛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即包括肌体也包括精神：“爱”即指爱心、同情心等基本的人类情感；意志则是指一个人对于善恶的判断能力、对于事件的决断能力等。那么，小人缺少了什么呢？很显然，小人缺少了最起码的爱心、温情，我们在诸多事例的分析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小人这一最基本、最一致的特征。而作为健全人必备的三大能力小人业已缺一，那么我们如何还能够说服自己承认小人的“健全”呢？尽管这样的结论显得太过突然，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将小人作为一种病态的人来加以研究，至少在本章，我们将坚定这样的立足点。
事实上，任何极端行为的产生都是有着可以探究的心理和生理原因的。譬如《红楼梦》中抑郁忧虑、敏感多疑、见到花草枯荣都不免要哭成泪人的林妹妹，其性情可算是走到了某种极端，而现代的医学工作者就指出林黛玉的性情不仅与她的天生气质和她所处的特定环境、所经历的特别遭遇有关，而且很可能另有某种心理痼疾甚至于器质性病变的因素在内。因此我们猜测小人在某些领域偏于极端的作为也一定有他特定的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病因，而目前对于“小人”这一类特殊病人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由于某种原因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这其实是弥足遗憾的。当然，这就不是本书讨论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毕淑敏在其长篇小说《红处方》中曾讲述了一个戒毒医院院长因不幸染上毒瘾而自杀的故事，其中曾经提到人的大脑中有一块叫“蓝斑”的区域，假如通过注射药剂或手术等方式令其处于封闭或睡死状态，则吸毒者对于毒品的渴望也就自然消失，但他同时也就丧失了感知幸福、快乐、爱与被爱等情感的能力。假若“蓝斑”确实存在的话，小人的这块“蓝斑”是不是封闭或睡死了呢？否则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小人所做的种种远离爱、远离人情人伦而近乎机器与野兽的行为呢？无论如何，身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智有感情的正常人而企图去揣测与体会小人缺乏爱心的状态，确实是殊为困难的一件事。
好在我们所要着力探讨的，乃是小人内心的心理特征，而不是其形成机制。现在，还是让我们通过实例来分析一下小人之不健全所在吧。
小人案例之二十二：宋哲宗元符年间，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攸在京裁造院作监守，当时不过二十二三岁，可是对于官场之事就已经深有领悟，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前程架桥铺路。例如，当时蔡攸每次会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计算好时辰，以便端王下朝时正好能够碰上。于是，端王每次下朝时就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年长的少年下马拱手肃立在路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时间久了，端王不免有些疑问，就问左右这是何人。左右答：“这是蔡太师的儿子。”端王就在心里记下了蔡攸这个人。
蔡攸之所以特别注意给端王留下美好印象，乃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位端王将来就是大宋王朝的继位皇帝，可叹他如此年纪就有了这样“远大”的眼光，实在不能不说是异于常人之人。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也就是从前的端王）继位，蔡攸开始加官晋爵，先是被赐为进士出身，除秘书郎，后又升至枢密直学士，再加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负责审定《九域图志》，修《六典》。当时定书修典的官僚有百余人，大都博学多识，蔡攸懵不知学，却凭着皇帝的宠信当上了主管，可见蔡攸本事之大。
蔡攸发迹之初，和父亲蔡京的关系十分融洽，别人也都说蔡攸是少有的孝子。蔡攸知道父亲就好比一棵擎天大树，福荫着蔡家几百口人，因此对父亲有几分敬畏，也生怕大树倾颓没了乘凉之地。有一次蔡京的党羽犯事，徽宗免去了他们的职务，还令人弹劾蔡京。蔡攸听说此事，赶快跑到徽宗那里，声泪俱下，百般求情，完全凭父子之情打动了徽宗，这才保住了蔡京之位。但是，随着蔡攸权势日大，两方不免相互倾轧，以至父子反目成仇。有一次，蔡攸到蔡京的府第，正赶上蔡京与客人谈话，蔡京于是让客人稍候，看儿子有什么事。这时只见蔡攸急匆匆的上前来，抓住父亲的手做诊脉之状，然后面色严肃地说：“大人脉势舒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蔡京登时变色，但当着客人的面，没好意思发作，只得答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蔡攸摇摇头，依然面色严肃，说：“宫中还有要事，那我就先回去了。”说罢转身就走了，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客人看得糊涂，就问蔡京：“公子为什么不多停一刻呢？”蔡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你哪里知道个中缘由，这个孽子跑来看我就是想看看我是否患了病，巴不得我病重而罢了我啊！”过了几天，徽宗果然下诏书命蔡京致仕。
在历史上，宋朝蔡京的“奸臣”骂名可谓妇孺皆知，但其子蔡攸却从小具备了作奸臣的诸项“素质”。虽不为许多人所知，实际上也并不在蔡京之下，正可谓“子承父业”了。蔡攸盼父早死，这些小人的作为已经宣示了他（她）们内心世界是一片冷酷、死硬的荒漠。如果在他（她）们的内心深处还能潜留着一点点温情，恐怕也不至于做出这些在我们正常人看来绝对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戕害亲情的举动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面对着小人真诚动人的笑脸，倾听着他们善解人意的言辞，一忽儿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性情中人，但是小人们用自己冰冷的行动酿就了一个我们无法不去面对、不去惊谔、不去震怒的现实，这现实令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小人确实是不健全的、病态的人。
蔡攸靠狠毒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势。权势名利，荣华富贵，都成了他（她）们脚下之物。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他（她）们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