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很难有适当的发泄方式，小人面对群体也只会产生卑渺无奈之感，他只能在攀爬过程中加大对于危害其利益的具体的人和事的打击力度，把对于群体的仇恨发泄在个人身上，从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释放感和平衡感。
小人案例之二十七：1950年初，山东省召开第一次“人代会”。在这之前，康生已经躺倒不干，不过问省里的工作了，但名义上仍是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省省长。因此，康生是一定要列入候选人名单的。在与会代表中，有些人对他一贯玩弄权力、诡计多端的做法早有不满，因为他过去大权在手，一直没敢招惹他，现在他躺倒不干了，就鼓起勇气不投他的票。结果，康生虽然当选，但没有获满票。
这天上午，康生正在别墅的小花园里散步，一个亲信走过来，向他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告诉他当选了。这并未出康生的意料，因为他知道“山东王”这把交椅是十拿九稳的，谁也篡夺不了。但当亲信告诉他差十票满票时，康生却“哦！”了一声，心头像给钢锥刺了一下似的。“竟有这种事？”他想，俗话说人走茶凉，现在人还没走呢，茶就凉了，我康生还没被罢官，就有人背后搞我，真是胆大包天。“于是康生就吩咐亲信私下里查看清楚，看看是谁在反对他，还说这很可能不是个别人问题，而是一个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因此一定要及时汇报。
这件事让康生耿耿于怀，他脑袋里也就不断盘算究竟是谁在反对他。他突然间产生了一个疑问：“我自己躺倒不干的事，外面的人并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风声走漏到人代会去了？这个人是谁呢？肯定是我身边的人……”很快，康生想到了秘书沙韬。在康生身边的人中，只有沙韬有文化，懂政治，除了他还能有谁呢？明明是妄加猜疑得出的答案，康生却死死认定，并且继续猜测起幕后指使和其他“成员”来。
第二天，康生找了一个借口，马上把沙韬辞掉了。康生本以为这小子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从政治舞台上滚蛋了，可是到了年底，忽然有消息说沙韬被送到人民大学学习去了。康生当时就火冒三丈，本想亲自去中央组织部交涉，但又恐不合身份，就让自己的妻子曹轶欧给中央组织部写了封信，说沙韬有严重政治问题，在人大学习不妥，应调回军委联络部监视起来。沙韬自己绝对想不到，迫使自己这样迁来调去的竟是自己原来的老首长。
不久，康生发现，沙韬在军委联络部不仅没有受到监视，反而管起干部工作来了。康生禁不住暴跳如雷，亲自出面，气势汹汹的找到军委联络部，责问“是谁在包庇沙韬这个坏人？”军委联络部的负责人知道康生的为人，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犹豫了半天，干脆上报给了上级。当时，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接到了他们的报告，搞明了事情的原因之后，刘少奇毫不犹豫的批了两句话：“康生神经不正常，不要理他。”有了中央的批示，康生也就只能暂时罢休，但从此对刘少奇怀恨在心。
沙韬是暂时逃出了康生的魔爪，但他哪里知道康生绝不会就此善罢干休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康生一伙权力达到鼎盛，对付沙韬这样一个区区小吏，再不用找别人了。康生一句话：“沙韬是坏人！”便把他昔日的秘书逮捕入狱，一蹲就是10年的漫长岁月。
像康生这样的小人兼恶人，我们一般人不但无法理解其手段何以能够如此的凶暴，就连他内心为何轻易就掮动起仇恨火焰也是很难理喻的。一个原本是他自己胡乱猜测为敌手的无辜者，竞被他断断续续迫害达20年之久，是什么让他酝酿出如此绵长的深仇大恨呢？也许在康生的眼睛里，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对他心存恶意的，都是他潜在的敌人，因此他必须准备好最强硬有力的手段随时准备予以打击。从康生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小人内心深处存在的对于公众、社会的程度不一的仇恨情绪，这种情绪意味着小人拥有最多的敌人，也具备着最多的孤独。
（2）小人浓重的自卑感使他对于消极事物体验极深，这种体验最终酿就了强烈的仇恨。我们已经分析了小人的内心深刻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使小人的整个内心世界充满阴暗，使小人的心思异常的纤细敏感。就像生活在阴暗处的动植物对于潮湿、黑色的事物有更深更多的体会一样，小人对于身边发生的种种有损于他的消极事物也有更多的敏感和更强烈的体验，譬如，他很容易把别人无意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乃至于自然界的某些变化与他自己的心理状态联系起来，产生某种“谐振”效应，从而加深加重了他对自我处境的酸楚感受，这种酸楚感受的淤积只会在小人内心酝酿起对于那些带给他消极感受的人和事的仇恨。但是小人的生存方式和超常的适应能力不会使小人轻易的爆发，他往往会把体验消极事物所产生的仇恨埋藏于心，压制它不得发泄，而一旦有了突破的通道，就必然会异常强烈的爆发开来。这种爆发对于缓解小人因自卑和压力造成的精神紧张十分必要，但对于无辜的受害者而言，却是不公正的和极端残酷的。
小人案例之二十八：明代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发动靖难之战。行前，一直为他谋划方略的道衍和尚姚广孝曾专门请求，将来倘若攻克南京，千万不要杀建文皇帝身边的饱学之士方孝孺。方孝孺文章道德亨誉天下，且又视名节如生命，若意气用事杀了他，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算死绝了！朱棣当然知道方孝孺的地位，因此早已决计不杀他，争取让他归顺新朝以收买人心。
方孝孺当时46岁，已是名播天下的人物。他自小机警敏捷，被视为“小韩愈”，长大以后果成为鹤立鸡群之士。建文帝即位以后，他得以施展满腹经纶，成为皇帝的老师，并且朝政上许多难处理的事都要向他咨询，享有很高的荣誉。朱棣兴师作乱之时，方孝孺以天下安定为己任，积极参与军政大计，有关讨伐叛敌的诏令檄文均出自他的手笔。无奈朝廷作战无功，朝中逃跑主义泛滥，最终建文帝下落不明，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敌，朱棣不战而得京城。方孝儒在无奈中被逮捕入狱。
朱棣对方孝儒早有打算。他知道方孝儒的文章“每一篇书，海内争相传诵”，如果能让这样一位影响巨大、天下瞩目的学者归降自己，那么全国的人心舆论势必发生逆转，自己犯乱获得的政权的不合理性问题就会大大被淡化。因此，他尽可能采取办法劝降。
但方孝孺岂是叛君变节之辈。朱棣再三邀请方孝儒上朝议政，结果人倒是来了，只是披麻戴孝，一身素服，老泪纵横的在朝上感念亡君。这在朱棣即将登上帝位的大喜日子里，自然是大煞风景的作法。朱棣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仍装作相安无事的样子，将方孝孺仍押回监狱，并不用刑。
朱棣登基在即，急需准备即位诏书。朝中大臣无不举荐方孝孺承此重任。于是朱棣再次把方孝孺释放出来，宣到殿上。方孝孺依旧是身着哀服，悲恸大哭。朱律见此情景，心中自然不悦，但还是假装慰问酋：“先生不必过哀。此次事件，我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
方孝孺立即尖锐问道：“如今成王安在？”
“他自焚了！”朱棣做出极度惋惜的样子。
“那么，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
“成王之子太小，难以主理朝政。”
“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弟？”方孝孺继续追问。
朱棣腾的站了起来，眼睛狠狠地盯住方孝孺。原来，朱棣兴兵作乱，篡夺王位，如今江山已得，大权在握，他最担心的就是政权的不合理性会使他无法劝服人心。建文帝虽是朱棣的侄儿，但却是法定的皇位继承者，朱棣的行为是纯粹的以巨弑君、祸国篡权，是为法律所不允、道德所不耻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朱棣内心深处最为敏感、最怕触犯的。现在方孝孺的一连串逼问却是一刀一刀都正刺中他最敏感、怕痛的部位，怎能不教他怒火万丈？
只见朱棣强抑住怒火，冷冷的对方孝孺说：“这些都是我们朱家的家事，不劳先生操心。”然后吩咐左右呈上纸笔，说道：“诏告天下，非先生不可，请不要推辞。”
方孝孺气愤至极，一下将纸笔扔到地上，边哭边骂朱棣乃乱臣贼子，罪该万死。朱棣终于忍不住怒火爆发，大声吼道：“我要诛你九族！”方孝孺说：“就是诛十族也不写！”
暴怒之下的朱棣命人将方孝孺挖嘴割耳，投入牢狱，然后下令逮捕诛杀方孝孺十族（包括方的学生），总共杀死873人。
当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小人，都并不具有像朱棣这般暴虐的性格，我们援引此例只是用来说明小人对事物极度敏感的心理状态以及这种心理状态酝酿出的爆发性后果。人们都说老实人逼急了更可怕，其情形确和小人有些相似，所不同的老实人蒙受的是人格的压迫和屈辱，他们的爆发是为了争取自己生存的正当权利，其途径虽往往有违规范却极少伤天害理；而小人却纯粹是因为其黑色消极的心境令他体验到了更多黑色消极的事物，他将这些原本未必是针对他而发的事物统统埋人心底，一旦爆发则纯属赤裸裸的挟怨报复，所采取的方式也常常是既违反规范又不合人情的。
6。在虐待别人时产生成就感
在医学上，有一种名叫“施虐狂”的精神疾病，病理、病因都异常复杂。小人心理上也存在着一种虐待别人从而获得成就感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没有作为精神疾病的“施虐狂”那么复杂，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完全可以考究的，归结起来看，小人的施虐倾向主要是源于他不健全的人格以及他畸形的人生追求。
首先，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同情之心、侧隐之心是一定要有的，这是最基本的人类情愫，是与生俱来的美好的人类情感之一。同情心使正常人不会对受到苦痛的同类无动于衷，更不会采取种种恶劣的手段去伤害同类，从而在整体上增进了人们的友爱与团结。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商业化、物质化的色彩愈来愈重，许多诸如同情心之类的美好的人类情感似乎有日益淡薄流失之嫌，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才更加意识到了它们的珍贵。而我们所研究的小人却天然缺乏基本的爱心、同情心，不健全的人格加上强烈的私欲使他能够抛却一切道义上的负担去谋取利益，而当某些人妨害了他谋取利益时，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击别人、伤害别人，通过对别人肉体或精神上的虐待来发泄自己压抑的仇恨。由于其心灵世界的冷硬荒芜，小人在面对受虐者的痛苦形象时不会产生怜悯之情而只会获得报复得逞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其次，小人道德的缺失和强烈的私欲只会使他树立这样的人生理想，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谋取名利权势，以实现精神和感官上的最大满足。在小人追求的“名利权势”中，既包含着役物的因素，也包括役人的因素，两者都能够为小人带来精神和感官的满足。其中“役人”的因素，也就是凭借权力和金钱的力量来支配他人，这是小人最重要的人生目的之一。小人虽然力量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