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信。
按照马斯洛的等级需要理论，人类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满足之后自然会产生爱与归属的需要，小人也是人，按理说他也需要爱，包括爱别人与被别人爱，可是为什么小人发展到极致就能做出如此惨绝人伦的事情呢？更何况舐犊之情不仅是人的专利，连动物也有这样的本能，难道欲望膨胀竟能扼杀了人的天性吗？由此说来我们只能认为小人是不健全的，是有着病态人格的，相信小人的病态不仅可以做出心理学上的解释，也一样可以获得生理学上的证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详述。
当然，像易牙这样“小”而近兽的小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多见，毕竟这样的代价对小人而言也实在太大，简直类似于恶人被逼到走投无路时的残暴之举了，而小人又不同于恶人。相比较而言，更多的小人执着专注于算计别人，有时为了搞臭搞倒某一敌手不惜长年累月、锱铢必计的纠纠缠缠、扰扰攘攘，而一般人是无论如何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特别是对于素质较高的人来说，这样的损耗生命是无法承受的代价。
小人案例之三：明代嘉靖十八年（1534年），明世宗封首辅夏言为光禄大夫上柱国，这是明朝大臣的最高封衔，夏言自然是春风得意。不过他没有想到，他的同乡严嵩正时刻想着扳倒他。
严嵩对夏言的仇恨并非源于什么大的过节，夏言待严嵩虽算不上亲近但也有所提拔，他人阁时就是推荐严嵩接替自己作礼部尚书的。但是严嵩全不顾念这些恩惠，惟独对夏言早年将自己视为门客耿耿于怀，早早就怀了算计之心。而这一算计，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早在夏言加封为上柱国时，有一次夏、严二人随世宗谒显陵，谒毕，严嵩揣透世宗的心思，请表再贺，而夏言则说等回京后再贺不迟。严篙故意一再坚持，这使世宗对严嵩产生了良好印象，而对夏言的忤逆君意有所不满。
到1542年，夏言已是三起三落，多次被世宗责令退休，而后又官复原职，已不像当初那么受宠。严嵩抓住这个机会，加紧了扳倒夏言的步伐。六月的一天，严嵩密见世宗，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诉说夏言欺凌他的情形和夏言的短处。世宗大怒，虽然没有捕拿夏言，但自此不加重用。于是，严嵩就代夏言进入了内阁。
1545年，世宗稍稍察觉严嵩的一些坏事，又召回夏言官复原职，夏言从此又压制住了严嵩。但是严嵩时时刻刻不忘算计夏言，再加上此时权势日大，党羽渐丰，因此逐渐产生了除掉而不仅是扳倒夏言的想法。为此严嵩开始从点滴做起，争取在皇帝的宠信上压倒夏言。
严嵩很擅长在小事做出大文章来。世宗常派一些小太监到夏言、严嵩府中，夏言只把他们当奴才看待而已，从未着意结纳。而严嵩则每次都亲自执手请坐，寒暄不已，还用黄金贿赂他们。这些小太监们回宫后便争相夸赞严嵩而低毁夏言，久而久之，世宗不免受到蛊感。
世宗好“青词”，早年夏言写青词就很得他欢心。夏言老来体弱，不大亲自执笔，只教幕僚代写，多不合世宗心意。而严嵩本是个诗书画俱全的人，为讨世宗欢心一直专心致力写青词。世宗为考察臣下对自己的忠诚程度，也曾派人夜里监视夏、严二人，夏言每每都在酣睡，严嵩却装模作样的在孤灯下看青词稿，这使夏言再一次失去世宗的欢心，而严嵩却更加得宠。
1546年，严嵩终于借驱走鞑靼、恢复河套一事抓住了夏言的把柄，上疏世宗力贬夏言。夏言有口难辩，第二年正月便被世宗罢了官。严嵩至此算是扳倒了夏言，但多年的宿怨使他发誓要彻底除掉夏言，此时哪肯罢休，又发动党羽在朝廷散布谣言，攻击夏言，并亲自上疏世宗诬陷夏言曾受陕西总督曾铣的贿赂。于是夏言锒铛入狱。
夏言入狱后，世宗一直犹豫是否杀他。1548年，正值边境警报频传，严嵩赶快抓住机会，上疏说这正是夏言、曾铣等人相互勾结以致“开边起衅”，不杀夏言，无以平民愤。世宗被激怒，终于下令杀了夏言，而严嵩在历时十四年之后，终于除掉了自己的宿敌，了却了心头一桩大愿。此时的严嵩已是官居首辅，权势极大，渐渐显出了奸臣的真相。
严嵩谋算一个和自己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仇敌”，竞前后纠纠缠缠花去十几年的时间，试问我们寻常的人又有哪个能够投入这样多的时间、精力、血气去算计别人呢？我们生命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算计人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使我们不愿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谋取利益。而小人则恰恰相反，算计别人是他的主业，在主业上投注时间精力可不算是虚耗浪掷。小人的优势也恰恰表现在他绝不会因为算计的繁琐麻烦而停止对目标的追逐，这使得小人往往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小人如此的纠缠扰攘，也真难陉一般人对小人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奈之策了，而这正是小人所盼望的，也就更加助长了小人的嚣张气焰。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正常人在通过正当的途径谋求成功的过程中，对于目标的专注投人能够有一点小人的执着劲头，恐怕也就能够尽快、尽多的催生出好的结果来，这又何尝不是呢？
2。小人都有灵活应变的能力
人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向来就可以分为两种：出世的和入世的。僧尼道是彻底出世的，居士隐者半出半人，心志淡泊的渔樵、学者也有很强的出世倾向。小人则是彻底人世的。对于小人而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纯粹自然化的知识和道理，人情世故是他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啃不透的大书，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实在是一点不假。不过，小人的精研人事自然练就了他在人际交往中的灵活应变的能力，但他所谓的应变方式却往往和正常人不太相同，这就像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朴直的人据实回答，答得再精确也没人喝彩，偏要绕一个弯子解决，哪怕歪到不可理喻，却还能自圆其说，这便能够掌声雷动。小人恰是擅长这种弯弯绕绕的游戏的。
（1）根据力量的增长迅速调整立场和态度，这种应变能力对小人来说不可或缺。小人生性是要依附于人的，就像爬山虎是要攀附着墙壁生长，这面墙壁倾颓了就会自然而然的再去攀附另一面，否则就不能生存。小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必须对可依附势力的力量消长有天然的敏感，因为他清楚自己其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根基的，一旦靠山倾倒他也就往往被压成肉饼，可能连树倒猢狲散的幸运都没有。因此，一旦可依附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小人就必须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利于变动来临时自己仍然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强者。按照小人的生存逻辑，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调整丝毫不关涉道德纲常，唯一值得小人挂虑的，只是做出这种调整时达到目标的迅速与准确的程度。
小人案例之四：北宋宣和年间，辽国正呈日薄西山之势，而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却日益兴盛强大，很快对辽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为了对抗女真的侵袭，辽燕王耶律淳组建了一支军队，由郭药师统领。郭药师智勇双全，率军多有战功，得到了耶律淳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卫上将军、涿州留守，可以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这一年（1122年），耶律淳去世，萧太后秉政，辽国内部出现争权局面。这时国势也大不如初的宋王朝在宰相童贯的提议下借机出兵，准备一举攻下辽都。身为辽国卫上将军的郭药师虽拥有重兵，却不思戌边卫国，宋军刚一出兵，他就萌生了反意。郭药师清楚辽国的实际情况，以其虚弱的国力、腐败的统治绝对免不了葬身于宋军马蹄之下的命运，他郭药师纵指挥千军血洒疆场又能如何呢？这样一加权衡，郭药师断然离弃了已没有任何拥戴价值的辽国，率部八千人投降了宋军，并献出了涿州和易州。童贯自然大喜，上报宋徽宗，很快进封郭药师为恩州观察使，同年底，郭药师得以进宫面见徽宗，得到皇帝的厚礼相待。感激涕零的郭药师跪在廷下哽咽难语，徽宗很受感动，再三嘉奖，委以守燕山府重任。徽宗又命郭药师追捕辽天祚帝耶律庆禧，以彻底灭除辽国残根。郭药师听罢，立刻收住眼泪，做出一副果断而庄重的样子，陈说不愿追捕旧主的缘由，说完又泪下不止，一副忠义的样子。徽宗见了，自然又受感动，不但不怪，而且解下随身所佩的珠袍以及金盆两只赐给郭药师，以示宠爱。从此，郭药师在宋王朝站稳了脚跟。
郭药师在燕山府任职期间，骄横跋扈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百姓虽然不满，却只能忍气吞声。在此期间他一面把各种奇巧珠宝奉献给权贵宦臣，以求口碑，另一方面却加紧扩充兵力，以掌握军权。对于郭药师朝野上下虽有微词，但徽宗却不以为然，而且又拜他任太尉，大大加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
郭药师扩充军队自然有他的目的。原来他虽然弃辽降宋，又居官显赫，但对于宋朝的内外形势却始终保持着敏感和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宋朝虽然表面繁盛，实是外强中干，而金人势力猛增，兵强马壮，觊觎宋家江山已不是一天两天，一旦南下攻宋，恐怕自己刚刚凭依的一座大山又要倾颓，那时候徒然怀念今天的高官厚禄、美女金樽又能怎样呢？郭药师对于宋金两国力量消长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如果换上一位忠义爱国之士，可能会力谏皇帝加强生产，稳固边防，以备金人之患。但郭药师的反应却恰恰相反，他的小人本性决定了他要迅速依附到更强大的势力上去，以谋取自己更为长远的政治利益。
果然，由于徽宗的一味疏忽，终于使郭药师顺利地与金军勾搭成奸，并于公元1126年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汴京，迫使徽宗狼狈南逃。此时的郭药师，刚刚降宋不足四年，却摇身一变成了金国大将，这恐怕是徽宗之流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
正像郭药师一样，在官界的小人，对于政治气候的敏感是出众的，其判断也往往准确。依小人的这种能力，则他在商界、学界等各个领域也都应有准确判断局势的能力。只可惜道德与操守的缺失使小人在做出了客观判断之后采取的往往不是正当的措施而是卑下的手段：在官界，风向一变，想的不是先正己身而是如何转变谄媚的对象；在商界，一有波动，想的不是调整经营策略而是如何借机搞死对手；而在学界，一旦热点转变，则想的不是兢兢业业专心学术，而是如何鼓噪新的热点或是如何骂倒当红者以谋取同样的声名……敏锐的感知与判断是小人的优势，而在判断之后的迅速转向则使小人站到对一般人而言很不公平的位置上，一般人很容易就成为他转向的牺牲品。小人之小，也正是小在了这些方面。
（2）对他人心理变化的顿悟能力往往使小人轻易便能博取别人的欢心和信任。先秦时候，庄、惠二人曾有过著名的濠上之辩。惠子见濠中有鱼怡然游动，就说“鱼乐”；庄子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反驳：“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于是两个人你来我去争辩个没完，给